天庭統治者──天帝桓因命令兒子桓雄統治人間。桓雄降臨在太伯山神檀樹下時，住在山中的老虎與熊向祂許願：「我想成為人類。」因此桓雄便分別給雙獸一把魁蒿與二十顆蒜頭，要求牠們待在洞穴裡一百天不要照到太陽。結果覺得修行太辛苦的老虎半途放棄，熊則堅持下去並在第二十一天化為女性。桓雄娶熊女為妻後生下的正是檀君王儉。相傳檀君成年後，建立起一個名為「朝鮮」的國家，成為朝鮮的開國國君。檀君在位統治一千五百年後，禪讓給從中國逃離戰火而來的商朝宗室箕子，接著便隱遁山中成為山神，活到一千九百零八歲才辭世。檀君禪讓的對象──箕子又是何方神聖呢？其實他並非出身朝鮮半島，是中國古代王朝──商朝的王公貴族。在中國成立新王朝的周朝第一任君主──武王有感箕子是位賢者，便封他為侯，命箕子統治朝鮮地區。古朝鮮中唯一在學術界認同為實際存在過的朝代是衛氏朝鮮，建國者是燕國出身的衛滿。後來韓國更開始使用檀君紀元法（檀紀），依據據信為檀君即位的西元前2333年定為元年，官方並在1948～1961年間使用這套曆法。韓族概分為「馬韓」、「辰韓」與「弁韓」這三大勢力，並稱「三韓」。三韓均為許多小國組成的聯盟。其中勢力最龐大的馬韓有五十多國，辰韓與弁韓分別為十二個國家，且各國都有自己的首長。朱蒙便帶著隨從前往國外，並在鴨綠江支流處的卒本（現在中國遼寧省本溪市桓仁滿族自治縣）建立起高句麗國。朝鮮半島各大勢力就像這樣被納入中國王朝的庇護，以其權威為後盾牽制周遭敵對勢力。朝鮮半島各大勢力與中國王朝的如此關係，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末。某天，族人在森林裡發現一顆蛋，並生出一名男孩，由於這顆蛋與葫蘆差不多大，所以就以意指葫蘆的「朴」作為他的姓氏，命名為赫居世。金味鄒的祖先是從昔脫解從天上賜予的金色小盒子出生的，所以才賦予其金氏。朝鮮半島從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之間，陸續成立高句麗、百濟與新羅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各自獨立，有時結盟有時敵對，形成了三強鼎立的局面。而這三個國家在朝鮮半島爭奪霸權的時代，稱為「三國時代」。高句麗第二十代的長壽王是廣開土王之子，四一三年登基。登基後便在國內城東北側的鴨綠江岸邊，建造了讚頌父王功績的石碑。高約六．三公尺、寬約一．五公尺的石碑上，刻有一八○二個漢字。這座名為「廣開土王碑」（好太王碑）的石碑，是一八八○年由集安農民發現的。雖然有局部無法判讀，但是從高句麗建國神話到廣開土王事蹟都詳細記載，因此成為認識高句麗歷史的重要史料。本書介紹至此的內容，也有很多都是解讀廣開土王碑後所得知的。然而，對高句麗勢力持續擴張而產生危機意識的新羅，與曾為敵對關係的百濟於四三三年結盟，共同對抗高句麗。但是高句麗仍然將新羅納為屬國，並派遣軍官統率新羅士兵。第二次遠征當中，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假意投降後刺探隋朝軍情，撤退的同時誘使隋軍進入高句麗境內。趁著隋軍補給線延長不及的時候反擊，帶領高句麗大獲全勝。高句麗就這樣成功避開了大國──隋朝的侵略，但是頻繁的戰爭荒廢了國土，國庫也消耗殆盡。《日本書紀》中也記載，當時的高句麗以黃金塑造一尊金碧輝煌的佛像贈與倭國，以表兩國交好。除此之外，以使者身分來日的僧侶曇徵，也將顏料、紙張與墨水的製造方法傳入倭國。西元六三○年，唐朝消滅東突厥後，高句麗直接面臨的壓力頓時倍增。唐朝派遣使者至高句麗，要求他們安葬隋兵，並銷毀高句麗戰勝隋朝時建立的紀念碑。高句麗榮留王對此的回應，是在扶餘城（現在的中國吉林省長春市農安縣）至渤海灣之間沿著與唐朝的邊境建設起防禦城牆（千里長城），展現出迎戰的姿態。然而高句麗的國內重臣分成兩派，一派是認為應當遵從唐朝的穩健派，另一派則是主張徹底抗戰的強硬派。六四二年，負責長城建設的強硬派官員淵蓋蘇文，殺害榮留王與穩健派重臣共一百餘人，立榮留王的姪子為王，自己也掌握朝中實權。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遂於六四五年，親自率領大軍攻打高句麗。然而，高句麗的防衛固若金湯，唐朝只得暫時撤退。儘管唐朝後來又再度發動進攻，卻仍然被高句麗成功擋下。六六三年的白村江戰役中，日本與百濟殘存勢力所組成的聯軍擊敗唐朝與新羅聯軍，燃起了百濟再起的希望。唐軍包圍高句麗首都平壤長達半年，卻始終無法攻陷淵蓋蘇文鎮守的長安城。三子隨即爭奪繼承者的寶座，結果長子──淵男生落敗，遭弟弟逐出首都。淵男生向唐朝尋求援助，甚至提出願意親自領路攻打高句麗的提議。六六八年，唐軍再度包圍平壤。在淵男生的策反下城內陸續出現倒戈者，歷經一年多的抵抗後，長安城終告陷落。這時在位的高句麗王寶藏王投降，高句麗宣告滅亡。雖然寶藏王被帶回唐朝，但是責任歸屬落在淵蓋蘇文一族，使寶藏王逃過一劫；協助唐軍的淵男生則獲唐朝封侯。儘管如此戰爭仍未平息，唐朝持續派軍攻打，然而各地都由新羅軍傳出捷報。唐朝在六七六年撤離了舊百濟領土與舊高句麗領土的都督府，放棄對新羅的討伐。新羅也旋即收回此前授予高句麗舊王族的權柄。就這樣在漫長歲月中分裂的朝鮮半島，終於被新羅統一。新羅還有個名為花郎的獨特制度。會從名門貴族的子弟中，選出可造之材後加以培訓。花郎會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並且精通歌舞樂曲，講究武勇、忠誠與團結。以花郎為首的青少年團體，稱為花郎徒。屬於花郎的年輕士兵上戰場時，會抹白整張臉並塗紅臉頰。這種獨特的妝容象徵拚死一戰的覺悟，具有一種猶如附身狀態的催眠效果，強迫自己奮鬥至極限。堪稱新羅菁英部隊的花郎徒活躍時，有助於提高整體軍隊的士氣，在朝鮮半島的統一上有著莫大貢獻。日本與新羅的對立也牽扯到了唐朝。753年，遣唐使大伴古麻呂在長安的新年朝賀與新羅使者爭奪席次，唐朝傾向了日方的主張，也使日本與新羅的關係更加惡劣。這一年日本的遣新羅使甚至拒絕晉見新羅王。儘管新羅消滅高句麗，卻無法順利接收高句麗所有領土。新羅政權僅止於大同江與元山灣以南，擴及現在中國東北部的舊高句麗領土，有大半都握在唐朝手中。而且有許多高句麗的遺民，都遷移至唐朝為監視與治理東方各民族所設置的據點──營州（現在的中國遼寧省朝陽市）。二○○○年代，中國開始推動研究中國東北部歷史的專案──東北工程，發表了渤海是中國地方政權的調查結果。再加上高句麗始祖──東明聖王是扶餘出身，所以也將擁有同系統建國神話的高句麗與百濟視為中國邊疆民族。這樣的論述想認為朝鮮半島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設置漢四郡的時代就根深蒂固，也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觀產生影響。宗教方面，新羅從六世紀開始奉佛教為國教，許多僧侶前往唐朝留學。而最多新羅人信仰的，則是華嚴宗。九世紀末的新羅由於中央政局混亂，再加上天災頻傳，導致飢貧的農民在各地爆發起義。新羅國內的盜賊轉變成沿海肆虐的海盜，在日本也留下各種劫掠紀錄。後三國時代中最龐大的勢力，是後高句麗（摩震／泰封）。弓裔登基後自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動輒拷問或處死臣民。就連勸諫這種行為的妻子也慘遭處死，所以徹底失去了民心。九一八年，王建與重臣們發動政變並放逐弓裔，建立了國家「高麗」。據說弓裔在逃亡途中遭殺害。高麗這個國號源自於高句麗。高句麗從五世紀左右開始，也會自稱高麗。由此可知王建將自己建立的新王朝視為高句麗，以及後高句麗的後繼者。順道一提，高句麗最初是由貃族這個部族建立的國家，日本用「狛」代替「貃」，由於「狛」讀作「KOMA」，因此即使寫作「高麗」也會讀作「KOMA」，在日本兩者都指高句麗，而韓國的英文名稱「Korea」也源自於高麗一詞。治國者平日應研讀經書與史書並引以為戒。高麗時代的科舉，可分成製述科（詩賦等各種文章的寫作能力）、明經科（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的知識）與雜科（實用的算術、醫學與天文地理等知識和技能）。其中又以製述科與明經科為重，更是考核菁英官員的重點科目。除此之外，雖然性質與科舉的科目略有差異，但是為了提升佛教的權威，在這個時代也設有專為僧侶所舉辦的僧科。光宗引進科舉的一大目的，是透過挖掘新人才以牽制已經成為貴族的豪族勢力。儘管「廣納優秀人才」這個場面話，使光宗也同意庶民參加科舉考試，但是參加考試者必須擁有能夠專心讀書的學習環境與經濟能力，因此參加者幾乎都是本身就是官員或地方鄉吏等的子弟。高麗將文武官稱為「兩班」。兩班的「班」是順序與列的意思。君主在王宮正殿接見官員時會面向南邊，這時文官會排在東側、武官會排在西側，雙方都會從官位最高者開始列隊。因此文官稱為文班或東班，武官稱為武班或西班，兩者共稱兩班。光宗的改革引發貴族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彈，對此他採取了強硬的回應──肅清。後世認為光宗是強化王權、鞏固高麗基礎的著名君主。另一方面，由於光宗在位晚年執行更嚴格的肅清，連肅清對象的親族、無辜人士等都慘遭行刑，因此同時也是飽受批評的暴君。地方的行政劃分在十一世紀時幾乎底定。將首都－開京的周邊地區設為直屬中央的「京畿」，其他地區（廣域）則設置道與界。「道」的數量依時期變動，最後終於固定為西海道、交州道、楊廣道、慶尚道與全羅道這「五道」。另一方面，「界」則是設在北方邊境，是以軍事為優先的特殊行政區劃，北部的鴨綠江左岸一帶稱為北界，東部沿海地區一帶稱為東界，兩地合稱「兩界」。日本在高麗建國後就立即派來使者，但是因為不認同朝貢以外的外交關係，因此拒絕與高麗建交。儘管高麗此後都沒有與日本建立正式邦交，但是民間仍有著頻繁的貿易往來。高麗最重視的就是對中外交。高麗採取一貫的親中政策，並加入了九六○年統一中國大陸、終結五代十國時代的宋朝冊封體制。高麗在宋朝的庇護下擴大交易，益發繁榮。按照常理，高麗應該要向宗主國宋朝求助並征討遼國，但是宋朝軍事實力低於遼國，一直以來都藉由贈與財物維持和平，所以沒有餘力幫助高麗。而高麗與遼國的停戰條件中，也包括必須與宋朝斷交。李資謙將女兒嫁給第十六代的睿宗，並將其他女兒嫁給睿宗之子仁宗，以外戚的身分權勢滔天。對此感到不滿的仁宗企圖扳倒李資謙，沒想到計畫敗露，因此李資謙便命令女兒暗殺仁宗，然而女兒卻向丈夫仁宗坦白導致暗殺失敗。《三國史記》記述了三國時代至新羅統一之間的過程，是朝鮮半島最古老的史書。全球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新羅佛國寺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直指心體要節》出版於一三七七年的高麗，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書籍。上將軍鄭仲夫、李義方與李高等人率兵襲擊酒宴中的毅宗，甚至因為積怨過深，許多在場的文官也連同遭到殺戮。這場政變稱為庚寅之亂，苦於暴政的百姓也相當支持。此後至十三世紀這大約一百年之間，政權都掌握在武官的手裡，因此稱為「武臣政權」。武臣政權對蒙古的抗戰約持續三十年，這段期間蒙古軍的侵略多達六次。戰爭長期化的結果，導致高麗朝廷出現主戰派與講和派。此後講和派掌握了主導權，由高宗於隔年的一二五九年交出王太子（後來的元宗）作為質子，向蒙古帝國投降。此後高麗王太子都會住在蒙古境內，以蒙古皇帝護衛的身分追隨皇帝。此外也會迎娶蒙古皇帝的女兒，成為蒙古皇室的姻親。相較於金國與南宋遭蒙古征服後，皇族均被逼得死路一條，高麗可以說是獲得特別待遇。這是對長期抗戰的高麗所施加的懷柔政策，據信也是考量到未來遠征日本的需求，所以採取了寬大的處置。臣服元朝並迎娶元朝貴族之女的高麗王，以駙馬身分成為元朝的貴族之一。另一方面，元朝也為了管理屬國，在高麗設置監督官廳並派蒙古官員赴任，這些蒙古官員也逐漸成為高麗的貴族。元朝透過聯姻方式，干涉已視為同族的高麗內政，每年也要求龐大的供品。這些負擔使百姓苦不堪言，反元情緒隨之高漲。李成桂出身全州李氏，本貫為朝鮮半島西南的全州（現在的全羅北道全州市）。在高祖父（四代前的祖先）一代離開全州移居東北，在該地茁壯為望族。後來李成桂父親協助恭愍王的反元運動，成功在高麗朝中占有一席之地，為李成桂帶來出人頭地的機會。他以武將之姿立下功績，最終甚至消滅高麗，創建新的王朝。李成桂與大臣商討之後，決定提出「和寧」與「朝鮮」這兩個選項給明朝。和寧是李成桂出生地──永興（現在的北朝鮮咸鏡南道金野郡）別稱，朝鮮則源自於古代朝鮮。明朝考量到箕子朝鮮是由漢人箕子所創，因此便從中選擇了朝鮮。這使朝鮮正式成為國號。朝鮮對待明朝的外交態度稱為「事大主義」，意指「侍奉強者」，也就是遵從大國的意思。貫徹君臣有義、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朱子學，對執政者來說堪稱是恰到好處的統治工具。事大主義、崇儒排佛、農本民生這三大方針貫穿了整個朝鮮時代。李成桂在漢城建設王宮「景福宮」，王宮東側建築為祭祀歷代王室祖先與君主的宗廟，西側建有奉祀土地與五穀之神的社稷壇。首都周圍建有全長十八公里的城牆，四方設有出入口，分別命名為興仁之門（東大門）、敦義門（西大門）、崇禮門（南大門）、肅靖門。朝鮮時代的科舉變成三科制，分別是選拔文官（文班）的文科（源自於高麗時代的製述科與明經科，分成初級考試的小科與中級考試的大科）、武科，以及用以選拔專業技術官員的雜科。另外還設有申聞鼓這項訴訟制度，百姓只要敲擊王宮前的太鼓，就可以直接向君王申冤。朝鮮王朝將各地區的行政劃分設為「道」，除了首都周邊稱為京畿外，其他區域劃分成咸鏡道、平安道、江原道、黃海道、忠清道、慶尚道與全羅道這八道。八道的名稱都是用當地核心都邑之名組成，像全羅道就是全州的「全」與羅州的「羅」組成。道的首長稱為觀察使，由中央派任官員赴任，任期三百六十天。讓位成為上王的太宗仍掌握軍事大權。一四一九年為了報復入侵領土的倭寇，攻打倭寇基地──對馬。這場史稱己亥東征的遠征，就是在太宗指示下進行的。日方則稱這場戰爭為應永外寇。世宗於一四四三年命人創造出可標出朝鮮語發音的二十八個文字，並於三年後的一四四六年以「訓民正音」的名稱公布。意思是「教導人民正確的發音」。訓民正音由十七個母音字與十一個子音字組成，能夠將形形色色的發音化為文字，是現代韓國使用的「韓古爾」（在北朝鮮即是「朝鮮字」）的基礎。訓民正音並未在兩班與知識份子之間普及化。大臣們仍主張漢字才是最高級的知識，沒有必要使用漢字以外的文字，甚至輕視訓民正音，認為這是婦道人家才使用的文字。當國王年幼或是體弱而無法執政的期間，會由其母王大妃或是祖母大王大妃代理國政，但是傳統的儒家觀念認為女性地位低於男性，並不鼓勵女性參與國政，所以會在王座前設置一面簾子，以避免代理女性直接面對眾臣，故稱為垂簾聽政。昭惠王后也編纂了記載女性行動規範的《內訓》等，是當時相當有名的才女。《內訓》提到女性必須嚴謹聽從父親、夫婿與兒子，散發出濃烈的儒學男尊女卑色彩。並訂立女性禁止做出的行為，包括外遇、嫉妒等的「七去之惡」。《內訓》以漢字、梵字與韓古爾三種文字記載，在百姓間廣為流傳，是朝鮮時代教育女性的書籍。朝鮮半島從新羅時代開始，服裝變化就深受中國與北方騎馬民族的影響，之後才慢慢定下來。就這樣確立的朝鮮半島服裝即稱為韓服（北朝鮮稱為朝鮮服）。西元一四七四年，成宗第一位正妃病故，於是側室尹氏升格為正妃。但是尹氏與仁粹大妃關係不睦，勳舊派自然也與其保持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中，某天與成宗發生口角的尹氏抓傷了成宗的臉，於是仁粹大妃與勳舊派便強烈要求廢除尹氏的正妃之位。成宗無奈之下只能流放尹氏，沒想到仍止不了批判聲浪，最終只能賜藥讓尹氏自盡。一四九八年，燕山君聽到勳舊派官員表示士林派官員在編纂中的《成宗實錄》裡暗地批評世祖篡奪王位，便大量處死相關士林派官員，史稱戊午士禍。士禍，是「士林派受難」的意思。一五○四年，得知生母尹氏遭廢位的來龍去脈後，他再度大量處死逼死尹氏的相關人士，史稱甲子士禍，但是肅清對象擴及勳舊派，就連已經逝世的韓明澮，也被挖墳拖出屍體後遭斬首。徹底掃蕩阻礙勢力後，燕山君廢除了進諫君主的機構司諫院，僅留下順從的宦官與大臣。此外也蒐羅全國美人納為愛妾，並將最高學府成均館與世祖建立的圓覺寺（現在首爾市內的塔洞公園）改成妓院。此外，國王逝世後會給予評價其功績的諡號，以及使用「宗」與「祖」等字的廟號。廟號有命名規則，創國者、在他國侵略下成功護國者會封「祖」字，其他無鮮明創業的國王（但是品格極高）就贈予「宗」字。但畢竟都是在國王死後贈予，無論立下多麼驚人的事業，像世宗這類在功臣間評價偏低者仍被命為「宗」，藉政變奪權的世祖卻被功臣命為「祖」。後世也有儘管國家受外國統治，但仍為國家保有體面而獲稱「祖」的例子。歷代二十七名朝鮮國王當中，沒有廟號的只有第十代的燕山君與第十五代的光海君（參照「戰爭落幕，黨爭續演」一段）。中宗時代有名為長今的醫女（女性醫師）服侍。雖然當時醫女身分低微，但是《中宗實錄》中記載了大長今之名以及「予證，女醫知之」（想知道寡人身體如何就去問醫女）等字句，可以看出中宗有多麼信賴長今。以長今為主角的歷史劇《大長今》於二○○三年播出，在日本也相當轟動。蔣英實是朝鮮王朝著名的發明家，儘管他出身卑微，可是卻曾經前往當時的中國明朝留學，並在歸國後發明了藉由測量太陽位置確認時辰的仰釜日晷，以及時間一到就自動報時的水錶「自擊漏」等。在他眾多的發明當中，測雨器更是世界第一個測量雨量的設備。蔣英實也精通天文曆學，除了在王立天文台「簡儀台」設置原理與天球儀相通的「渾天儀」外，還設計有多種尺寸的簡儀以測量緯度。深受世宗信賴的蔣英實官途一片光明，最終甚至升任正三品這個高位。可是他卻因為監督製造的王輿（君王乘坐的御轎）損壞而遭問罪，最終失勢。然而隨著測雨器遍布全國，蔣英實的發明對於受天候與季節變遷左右的農業卻是帶來深遠的幫助。一五八三年，李珥提倡十萬養兵論。當時國內綱紀因為黨混亂，兵力衰弱，因此他建議在首都配置兩萬兵力、八道各配置一萬兵力以預防外敵入侵。但是東人的柳成龍等人認為強化軍備會對百姓造成莫大負擔而反對。結果十萬養兵論未獲採用，甚至李珥本身也遭貶。儘管後來李珥又重返朝廷核心，卻於一五八四年病死。八年後李珥曾經的擔憂，就以日軍來襲的形式實現。朝鮮政權內部陷入沒日沒夜的黨爭時，日本則由豐臣秀吉於一五九○年統一國內，並將目標放眼大陸。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開始侵略朝鮮半島。這場在日本稱為文祿之役的侵略，在朝鮮稱為壬辰倭亂。豐臣秀吉為了征服明朝而帶領大軍登陸朝鮮半島，卻遭到朝鮮方的抵抗，使朝鮮半島淪為這場戰爭的戰場。陷入國家存亡危機的朝鮮，向宗主國──明朝請求援軍。一五九三年，明朝將援軍派至朝鮮半島，但是在與日軍交戰中損失甚鉅，連兵糧都不夠用。因此明朝便開始嘗試與日本談和，這段期間朝鮮半島各地的兩班，率領著由人民組成的義兵展開游擊戰。兩國之所以能夠成功談和，是因為日本與明朝雙方的談判代表，都各自偽造了「對方已經投降」的假象。直到西元一五九六年，明朝使者帶著傳達「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的國書出使日本，豐臣秀吉才明白當初談和的條件並未獲成立而勃然大怒。豐臣秀吉一怒之下驅逐中國使者，再度準備展開侵略行動。隔年的一五九七年，日本再度發兵朝鮮。這場日本稱為慶長之役的侵略，在朝鮮稱為丁酉倭亂。儘管朝鮮立即發兵迎擊，可是在壬辰倭亂中表現卓越的李舜臣，卻因為違反朝廷命令而遭問責，早已被解除指揮水軍的統制使一職。在如此情勢下與日軍展開海戰的朝鮮水軍自然落得大敗，宣祖連忙恢復李舜臣水軍統制使的職位重新起用。儘管這時朝鮮水軍的主力軍船只剩十二艘，李舜臣依然對日軍的前鋒部隊造成莫大的傷害。一五九八年豐臣秀吉病逝，厭戰氛圍在日本內部擴散開來，因此日軍便決定從朝鮮半島撤退。事實上明朝也因為派兵至朝鮮引發嚴重的財政困難，間接導致國家步向滅亡。最初的韓古爾小說《洪吉童傳》作者──儒者許筠也受到光海君重用，曾經以通信使使節的名義造訪日本。西元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為清，新興的清國要求與朝鮮訂立君臣契約。對此，朝鮮內部儘管意見分歧，卻仍是以主戰派占絕大多數。因此清國第二代皇帝皇太極親自率兵攻打朝鮮，朝鮮稱這場戰役為丙子胡亂。清軍僅花五日就兵臨漢城城下，仁祖在倉促之間就連逃到江華島避難的餘裕都沒有，只能被困在漢城南方的南漢山城頑強抵抗。南漢山城遭清軍圍困的期間，市街慘遭蹂躪，城中糧食用盡，最後在圍城的四十天後，仁祖終於出城投降。朝鮮向清國投降後，仁祖在漢城郊區的漢江渡口──三田渡與皇太極見面，宣誓臣服清。講和條件包括成為滿清屬國並與明朝斷交、支付賠償金、將王族送到當時清國首都的瀋陽（中國遼寧省瀋陽市）成為人質等十一項相當嚴苛的事項。這場三田渡的盟約終結了從太祖時代延續下來的對明朝貢，正式成為滿清的朝貢國。一六四四年明朝滅亡，滿清取而代之成為中國大陸的統治者。這時的朝鮮萌生出「我國才是滅亡的中國王朝繼承者」這種「小中華思想」。因為中國大陸落入夷狄手中，那麼長年引進中國王朝（大中華）制度與文化的朝鮮（小中華），當然就等於繼承了中國王朝。這樣的思想支撐著朝鮮知識分子，幫助他們擺脫臣服清朝的屈辱感。現代的日本與韓國之間有著竹島主權爭議，事實上這也源自於肅宗時代。當時日本海上的鬱陵島還是無人島，朝鮮就與江戶幕府對該島的歸屬展開了三年以上的交涉。但是朝鮮方的強烈主張導致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最後幕府禁止日本人前往鬱陵島。這一連串的外交問題在日本稱為「竹島一件」。在正祖的改革之下以新學問之姿備受矚目的，是後來被稱為「實學」的思想。這是吸納西洋知識的實踐型學問，經由中國傳入朝鮮，範圍遍及工學、科學、醫學與農學等。正祖經常遊歷各地以視察民情。無法視察的地區會派遣名為暗行御史的監察官，取締地方官的不當行為。得知百姓窮困的正祖，在儒者反彈的情況下仍推動實學以救濟百姓。於中國清朝宣傳教義的天主教會──耶穌會，於正祖在位期間將基督信仰傳入朝鮮半島，並且慢慢地在民間擴散開來。然而，天主教的教義與儒學思想互不相容，因此以僻派為中心的勢力便強烈反對天主教；相對地，重視實用學問、以實學者居多的時派，則視天主教為西洋文化之一，主張應敞開心胸接納。雙方派系因天主教而引發對立。安東金氏的獨裁引發無法參與政權的王族反感，不僅貪官橫行榨取民脂民膏，天災也引發飢荒，導致各地叛變四起。朝廷的腐敗與災害導致國家財政的根基──田政（地稅）、軍政（軍役）與還政（農民救濟）崩潰，史稱三政紊亂。有法籍傳教士在這段打壓期間遭殺害，於是法國海軍便攻擊朝鮮作為報復，最終卻遭朝鮮擊退（丙寅洋擾）。一八七一年，朝鮮擊沉要求開港的美國商船，引來美國海軍為索賠所做出的攻擊（辛未洋擾）。美國占領江華島後要求朝鮮開國，但是大院君堅定拒絕，最終美國只能放棄並撤退。結果在一八七五年，日本決定派軍艦威嚇朝鮮。這時日軍以軍艦在江華島遭砲擊為藉口，開始攻擊江華島，這起事件在日本稱為江華島事件。鎖國體制瓦解的朝鮮，繼日本之後也陸續與美國、法國、俄國等簽訂修好條約。但是這些修好條約對朝鮮來說都是不平等條約，引發了國內的反彈聲浪，連宗主國──清朝都表明不高興。一八九四年，爆發了以東學地方幹部主導的甲午農民戰爭。東學，是出生於兩班家族的崔濟愚所創的新宗教。教義與天主教和儒學都不同，是朝鮮半島的特有思想，吸引了以農民階層為主的信徒。一八九七年，高宗親自祭天並以皇帝之名登基，將國號改成「大韓帝國」，並訂立年號為光武。在此之前都奉行事大主義的朝鮮，因為臣服於中國皇帝所以都自稱為國王。改稱皇帝是為了表明再也不是清朝的屬國，是自主獨立國家的君主。大韓帝國這個國號則源自於古代朝鮮半島的三韓。儘管擺脫了與中國王朝的君臣關係，但是列強各國頻頻叩關，不受大國保護就陷入存亡危機的情況依舊不變。事實上，國際局勢緊接著又變成由日本與俄國為了朝鮮半島而對立。儘管大韓帝國在這場戰爭中宣布中立，但是日本在攻克漢城後與大韓帝國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對大韓帝國強力干涉。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羅斯後，又逼迫大韓帝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日本透過這份協約，奪走大韓帝國的外交權，將其納入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為監視大韓皇帝，在漢城設置主宰大韓帝國與各國外交的「統監府」，並任命主導協約締結的伊藤博文為韓國統監府第一任首長（統監）。一九○七年，對日本行為感到憤恨的高宗，將控訴協約無效的親筆信送交到在荷蘭召開的萬國和平會議中。然而大韓帝國的外交權握在日本手中，因此美國等國家都拒絕接受，甚至不讓大韓帝國的密使出席。儘管密使在當地發布傳單並舉辦演講仍毫無成果，反而認清國際社會認同了日本統治。朝鮮半島各地都有民眾奮起要趕走日軍，義兵抗日運動頻傳。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內部對於要併合大韓帝國還是維持獨立國家一事也有意見分歧。雖然伊藤博文反對併合大韓帝國，卻在清朝領地的哈爾濱（現在的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遭朝鮮青年安重根暗殺，這一事件也促使日本政府的意見急速倒向併合。大韓帝國方面也有追求併合的勢力，因此日本便與積極追求併合的大臣──李完用交涉。並在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簽訂《日韓併合條約》，從一三九二年建國起長達五百一十八年的李氏王朝正式宣告滅亡。併合條約使得大韓帝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曾為帝國首都的漢城改稱為「京城」。被迫退位的純宗、嬪妃、皇太子與前皇帝高宗獲得「王族」的地位，且遜位後的純宗改遷入建築物已經大幅度減少的昌德宮。王族以外的舊韓國皇族改稱為「公族」。無論王族或公族，都可獲得相當於日本皇族的待遇。除此之外，併合後也廢除了過往的身分制度，上至士族（兩班）下至奴婢，在新的體制下都一律統稱為平民。其實日本是為了在國內宣傳與國際形像上削弱殖民地統治的印象，才刻意選擇「合併」與「統合」以外的用詞。現在的韓國稱韓國併合的事件為「韓日合邦」或「庚戌國恥」，也會以日本帝國主義的簡稱「日帝」作為日本統治時代的代稱，稱這段時期為「日帝強占期」或「日帝時代」等。日本透過一九○五年締結的《樸茨茅斯條約》，從俄羅斯帝國（後續稱俄羅斯）手中接收了東清鐵道南滿州支線，因此寺內正毅也加以整頓改建，並於一九一一年銜接起這條鐵路與朝鮮境內的鐵路，此後便有急行列車可直通哈爾濱。透過鐵路得以運輸大量物資後，朝鮮就成為通往大陸的玄關，工業與商業都隨之活絡。朝鮮時代各地都設有名為書堂的私塾，只有富裕階層能夠接受教育，授課時使用的也是難學的漢文。日本建設的新學校則讓庶民接受教育，並改使用好記的韓古爾，讓韓古爾得以普及。憲兵的長官階層擁有不經審判就行刑的權限，因此會逮捕反抗日本統治的人。這種高壓統治稱為「武斷政治」。海外掀起了獨立的風潮，朝鮮國內的佛教、天主教與天道教（前身為東學）的宗教領袖也團結一致。這場擴及全國的運動稱為「三一運動」。三月底至四月之間遍地開花，發展至參加人數高達兩百萬人的程度。總督府為了鎮壓這場運動，除了憲兵與警察外還出動了軍隊。鎮壓過程中許多朝鮮人犧牲，包括女學生領袖十五歲的柳寬順。柳寬順遭逮捕後，在嚴刑拷打下死於監獄。柳寬順被視為獨立運動烈士，被譽為「朝鮮的聖女貞德」。可是在日本文化政治的背後，其實是想培養綏靖主義，讓朝鮮人沉浸在日本文化中而降低獨立意願。確實也有朝鮮人在這段期間轉變為親日派立場，而非親日派的朝鮮人依然遭到打壓。報章雜誌仍然受到總督府檢閱，警官也總是緊盯著團體聚會。朝鮮兒童上的普通學校也都採取日語教育。儘管會社令已經廢除，卻也只是加快資本實力較為雄厚的日本企業發展。一九二一年，釜山埠頭的港灣勞工就展開了大規模的罷工，並在各地組織工會，形成全國性的系統。位居核心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家，以及對抗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者。自一九二○年起的十年間，定居在日本的朝鮮人增加至十倍，將近有三十萬的在日朝鮮人。當時的日本各地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包括鐵路與道路整頓、水力發電所的建設等，因此需要大量雇用朝鮮人作為勞動力。但是朝鮮人從事的都是低薪資的重度勞動工作，行動也往往受到限制，即使暫時返回朝鮮也必須出示「一時歸鮮證明書」。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國吉林省有朝鮮人農民與中國人農民為爭執水權而起衝突，也就是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這起事件使朝鮮掀起了排斥中國人的運動，最後甚至開始襲擊朝鮮境內的中國人。事件發生兩個月後，日軍為了侵占滿州而引發柳條湖事件，這起事件使日軍獲得滿州的實質統治權，史稱「九一八事變」。日本與中國反目成仇後，許多住在滿州的朝鮮人受到萬寶山事件影響，醞釀出反中情緒，進而選擇與日本同一陣線而成為親日派。控制了滿州的日本，也將朝鮮視為侵略中國的前線基地、生產據點，以及日本與滿州的中繼站，因此比以往更加重視朝鮮。一九三六年，陸軍出身的南次郎就任新總督，並開始推動朝鮮人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意指日本語言與習慣徹底滲透朝鮮的行為，可以說是典型的殖民地政策。皇民化政策的核心，包括確立日本國家根本為天皇一事的「國體明徵」、將朝鮮與滿州視為一體的「鮮滿一如」、實施日本化教育的「教學振作」、同時發展農業與工業的「農工並進」、驅逐貪官汙吏的「庶政刷新」這五大政綱。這是為即將與西方列強一戰所做的準備，改變朝鮮人的民族意識，將他們化為日本人才方便在侵略中國時動員。為了彌補嚴重的勞動力不足，日本實施了勞動力方面的動員。雖然最初是以招募的形式進行，但是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制定的國民徵用令，從一九四四年起也適用於朝鮮人，因此便有不少朝鮮人被強行帶往日本。這就是到現代仍懸而未決的徵用工問題起源。八月十六日，朝鮮半島決定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展開分割統治。這場分割統治與美國、蘇聯的對立情勢息息相關，因為就在同一年的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後就開始南下，擔心整個朝鮮半島都被蘇聯占領的美國，便向蘇聯提出分割統治的提議。至於為什麼是北緯三十八度線呢？因為這條線正好可將朝鮮半島分成南北兩等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蘇聯與英國在莫斯科展開外交會談，決定以託管五年的方式，將朝鮮半島北側交給蘇聯與中國，南側交給美國與英國。至於南北統一與獨立方面的問題，將由美國與蘇聯於這五年間進一步討論再決定。這個無視朝鮮人想法的決定引發獨立運動家的怒火，因此展開反對運動。然而朝鮮國內同樣有諸多分歧的意見，使反對運動欠缺統一。在日本統治時代的開發政策下，朝鮮半島北部以重工業為主，南部以農業與中小工業為主。這個傾向稱為「南農北工」，使南北經濟平衡出現嚴重的落差。因此剛按照北緯三十八度線分割時，北側擁有壓倒性的經濟基礎優勢。南側陷入嚴重的公共建設與糧食不足的問題，不得不仰賴美國的支援。追求僅南側獨立的李承晚派，單挑追求在南北統一下建立政權的金九派。李承晚的政敵金九在總統選舉後，遭到狂熱支持李承晚的極右派青年暗殺。當時美國與蘇聯的對立稱為冷戰，屬於美方的韓國與屬於蘇聯的北朝鮮接壤的北緯三十八度線，可以說是冷戰的最前線。朝鮮半島被哪一個陣營統一，就代表著另一個陣營的敗陣。派遣的並非正規軍──人民解放軍，而是人民志願軍（義勇軍）。選擇志願兵是為了藉「並非以中國政府的身分介入戰爭」這個理由，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決。這次談判未能簽訂終結戰爭的和平條約，僅只是休戰。因此儘管韓戰已經是七十年前的往事，卻仍是「持續中」的戰爭。這場韓戰在韓國稱為「六二五動亂」，北朝鮮則稱為「祖國解放戰爭」。雙方損傷嚴重，聯合國與韓國軍隊中戰死的有韓軍約四十二萬人、美軍約五萬人、聯合國軍約三千人、韓國民眾約一百零六萬人。根據推測，朝鮮與中國方光是戰鬥要員的死傷人數，就達兩百萬人以上。但是若要算入韓國方鎮壓共產主義者所造成的犧牲人數，則仍屬未知。渴望終身總統制的李承晚，於一九五二年在國會提出廢除總統連任限制的憲法修正案，修憲的投票數必須達議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需要一百三十六票，結果贊成票數只有一百三十五票，還少了一票。於是李承晚就藉由「正確來說是一三五．三三票，四捨五入就是一百三十六票」這種生硬的理論展開修憲。一九五六年的總統選舉中，李承晚祭出了各種手段，包括掉包投票箱、利用死亡者或不在國內者的名義、事前拿到投票單迫人投票等。後來這種違法選舉，就成了李承晚政權的常用手段。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締結了《日本國與大韓民國間的基本關係條約》（日韓基本條約）。這項條約提到日本認同韓國為朝鮮半島的正統政權、無償提供經濟支援三億美金、政府借款兩億美金、同意在日韓國人的日本永久居住權等。日韓基本條約所獲得的八億美金，以及透過越南戰爭特需產生的十億美金以上外幣收入，成為一九六七年起展開的第二次五年計畫重大財源。政府以這筆錢在各地推動工業化，沒有跟上工業化的鄉村地區，則透過一九七一年開始的新鄉村運動，推動農村的近代化。一九六○年代後半期開始的韓國高度經濟成長，後來被稱為「漢江奇蹟」。朴正熙在改革前投入總統選舉，這時屬於保守勢力的在野黨──新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票數大幅成長，感受到威脅的朴正熙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指示中央情報部綁走身在日本的金大中。這起事件引來美國介入，因此金大中並未被暗殺，而是在幾天後於首爾自宅附近獲釋。金大中宣布了「陽光政策」。這個政策源自於伊索寓言的「北風與太陽」，是打算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的綏靖政策。他不崇尚曾綁架自己的朴正熙政權、全斗煥政權，傾向與北朝鮮與日本都構築友好關係。一九九四年死去的金日成傳承給金正日，而金大中就透過這個方針於二○○○年初期，實現了與金正日的南北首腦會談。備受讚譽的金大中因為這次會談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回顧歷史，朝鮮半島的國家是在時而受到大國庇護、時而對抗大國的兩難局勢存續。現代同樣被夾在美國與中國兩個大國之間，與日本、北朝鮮這些鄰國之間也關係複雜，在國際社會生存的平衡感備受考驗。
今年依然是被疫情困扰的一年。久居在家，愈发变宅的我又从各处搜刮来不少电子书（当然也有一些纸质书）。我在大学的头两年接触到了资中筠的作品，由此开启了我的一条“理解中国”之路。也许在出国之前，还有一些时间和机会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是一件幸事吧。我逐渐形成了“继承、批判并重构文化”的想法，并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在此推荐五本我读过的书，也当是2021年的收尾总结。希望疫情早日过去，我早日摆脱这样“断了线”的状态，重建与世界的联结。资中筠《九十自述：蜉蝣天地话沧桑》资中筠，一位调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知识分子。从天津耀华到燕京再到清华，毕业后入“世和”从事翻译等工作，而后调入社科院研究美国，退休后仍不断发挥余热。我强烈推荐她的《资中筠自选集》和《资中筠九十自述：蜉蝣天地话沧桑》。于前者可读到她的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闲中记美、不尽之思；于后者可读到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她的丈夫陈乐民是研究欧洲的学者，在此一并推荐《欧洲文明十五讲》《启蒙札记》《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最后一本书是陈乐民和自家女婿（德国人）的谈话录（他们两人用的是法语），由陈乐民的女儿陈丰录音，整理出版。周雪光《中国国家制度的治理逻辑》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我有幸在zoom上听过他的读书分享报告，他对Max Weber的理论信手拈来，又能灵活应用到现实中，真不愧是马克斯·韦伯的传教士（笑）。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的研究路径和视角。在书中可看到理论与田野调查实践相结合，深入浅出，事例生动，读来使人醍醐灌顶。周雪光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历史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院士，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如果你对中西方历史、文化、思想的差异有所疑惑，那么一定要读一读余英时的相关著作。此书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他是少有的能在中西思想之间来去自如的学者，可以说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始，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可供进一步阅读。余英时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金观涛，学者，作家与社会评论家。他出任过《河殇》总顾问，却被迫在1989年后和妻子刘青峰一同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发起并主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金观涛的父亲和儿子都是化学方面的顶尖人才，而金观涛本人虽起初也专攻化学，后以文革等为契机，转向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至于刘青峰，她和金观涛一道，曾任《走向未来丛书》常务编委。她以靳凡为笔名发表过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1989年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金观涛和刘青峰可谓学术界的“神雕侠侣”，点此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等作品里提出的中国“超稳定结构”很有意思，但我希望读者不要太走火入魔，以至于忽略了其他的历史理论（笑）。金观涛和刘青峰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著有《鲁迅作品十五讲》《知我者谓我心忧》1等书。之前网络上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是他提出的一个概念。此书基于他在台湾某大学的课程讲义写成，补全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讲的最后一两章。在z-library上可以下载到这本书的pdf版，繁体中文，亦无删减，还历史一个真面目。打开这本书，就像坐在一个讲故事的老人面前，听他娓娓道来1949年——2009年的中国故事，读毕不禁长舒一口气，感叹中国这曲折的命运。钱理群 这本书的书摘可以点此查看，密码为19390130 ↩
我也知道，一如爱，人愈在乎，便愈容易受伤。许多人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为了不受伤，宁愿不在乎。因为不在乎，所有事情遂无可无不可，遂变得轻飘飘无重量。 问题是，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是好的生活吗？不在乎人的存在，不在乎生的尊严，不在乎社会是否公正，不在乎爱，这样的生活还剩下什么？！在乎，是善待自己、关心世界的起点。所以啊，大人继续说，千万不要骂我们是什么“怪兽家长”，也不要以为我们存心折磨你，更不要嘲讽我们不懂教育。我们很清楚不让你自由率性地做梦，你会不快乐，你的一些天赋会被埋没，但这一切算起来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太了解成年人在玩怎样的游戏。你要玩好这个游戏，就必须及早放弃梦想，好好装备自己，令自己成为竞技场中的强者和胜者。这种放弃，有点无奈，有点不得已，但作为负责任的大人，我们必须为你的前途着想。当我将眼中所见、脑里所思、心内所感用笔画下来时，我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这个自由表达的过程，让我得到难以言喻的满足。这份满足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回报。梦想，在这里折翼； 成长，从这里开始。小孩会失去童真，失去想象力，失去好奇心，失去对事物那份最亲近最温柔最良善的感悟和热爱，甚至失去快乐。从那天起，我领悟到，诚实地聆听自己的内心，踏实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真实地活出属于自己生命的那道风景，是我之所求。小王子的了不起，是他见尽人生百态，仍然能够保存童心：不市侩、不世故、不算计，率性、善良、好奇，乐于信任人也敢于去驯服人，并对天地万物有一份温柔的感受和温厚的感情。 在此意义上，小王子历尽沧桑，仍然心若赤子。所有大人都曾经是小朋友（可是只有很少大人会记得这一点）。要恢复童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要求我们在明白大人世界的各种游戏后，甚至在跌过痛过后，仍然能够走出来，珍惜小孩子生而具有的那些美好品质。讽刺的是：你愈成功，便愈容易失去自己，因为既有的规则会将你的个性和初心磨掉。小王子没有逃离社会或拒绝社会，而是勇敢地走向社会（告别他的小星球，进入社会认识不同的人），并在明白社会世态后，依然保存童心，依然认真地活着，依然愿意真诚地建立各种驯服关系。现代人要走出孤独疏离之境，就要学会放下过度的欲求，觅回失落已久的童心。玫瑰其实十分不舍，异常难过，但她没有挽留，因为她知道小王子不快乐，她希望小王子快乐，但她没有能力令小王子快乐，于是只好放手。因为这是他们的初恋。因为其初，所以情动于衷，所以全情投入，但却也因为其初，所以手足无措，所以茫然无助。小王子很爱玫瑰，玫瑰很爱小王子，但他们却不懂得如何维系这段感情。一段稳定的关系，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聆听，需要理解，更需要体谅和分担。初恋的脆弱，正是因为双方都渴望得到最好的爱，但却不懂得怎样好好去爱。爱，需要学习；受伤、跌倒、挫败，庶几是这个过程必经的一课。真正的痛，不在分手的一刻，而在领悟之后。一旦领悟，小王子遂意识到自己对玫瑰的责任，并对年少无知带来的伤害生出无尽的歉疚。彻底投入第一次恋爱并彻底受伤的人，多年后回看，往往会意识到，那是人生真正的分水岭。初恋前和初恋后，是两种不同的心境，也是两个不同的自己。天上的白云飘过山峦，云影虽不能久留，交会的美好却能长驻心间，直到永远。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跟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的小男孩而已。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还只是一只跟成千上万只狐狸一样的狐狸而已。可是，如果你驯服我的话，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就会是这世上的唯一。我对你来说，就会是这世上的唯一……狐狸说，小王子啊，你要明白，生命中真正重要之事，并非单从外在的观点去看她有多么与众不同。就算一朵花真的独一无二地存在于世界上，如果她和你没有产生任何联系，没有建立任何感情，她的“唯一”于你又有何意义。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自我驯服的意思，就是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视为需要用心善待和建立联系的对象。通过感受自己的身体，聆听自己的内心，爱惜自己的人格，我们慢慢学习认识自己和爱护自己。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了解自己是件容易的事。在很多时候，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我”，恰恰离我们最远，因为人会自欺、自怜、自卑、自我放逐，甚至自暴自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我不一定最懂“我”，也不一定最爱“我”。懂我爱我，也许是学做人最难的一门功课。即使没有人为我而死，我的生命也不是空的。因为“我”是所有关系的主体，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爱自己，让自己活得健康、正直和有爱，我们也就很难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起好的关系。因为人一旦爱，就会在乎；一旦在乎，就会全情投入；一旦投入，就会生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意；情意一深，当关系经受挫折，人就会方寸大乱，会身心交煎，会生出无边无际的怅惘。 是故爱得愈深，受伤的机会愈大。伤害的可能，内在于爱。如果所有美好终必逝去，如果爱到最后终须受伤，委身于爱，意义何在？在各种不确定当中，最大的不确定，是生命本身。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远行；但我们知道，我们终要远行。离别既是必然，离别之苦自也是必然。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有一天终也会降临到我们及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这份寂寥，是所有经历过永别的人都会有的感受。狐狸继续说：“当然，人总是可以选择不去爱。但没有爱的人生，何足以言美好？！是的，你的永别，会令我受伤。但既然伤害内在于爱，我们就要学会好好接受它。在世间，没有认真去爱却又不要受伤这回事。没有伤的爱，不是最好的爱，甚至不是真正的爱。”狐狸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 我们或可称之为“无我之爱”。在这种爱里，狐狸将自我放到最低最不重要的位置，甚至忘掉自己，而只以所爱的人为念。是的，愈亲密的关系，人们愈希望达到水乳交融人我不分的境界。这是人之常情。但这种对同一性的向往，其实是以个体的独立和差异为前提。没有个体，就没有个体与个体的联结。 所以，尊重你所爱的人的独立人格，尊重他或她的选择，在最深的意义上，内在于爱。它不再问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是问自己能为对方做些什么，从而令所爱的人活得更好。狐狸好像在告诉我们，只要看到所爱的人活得好，它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活着的意义。如果用当代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说法，人的道德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权威的道德、社群的道德和原则的道德。在儿童时期，小孩会基于对父母的爱和信任，服从他们发出的道德指令；及后年纪稍长，人们进入各类社群，拥有不同身份，并愿意服从这些社群根据不同角色而界定的各种规则，例如家庭、学校、教会等；最后，当人的道德能力发展成熟，他就会成为能够做独立的道德判断且愿意服从道德原则的人。如果道德不能给我带来好处，有时候甚至要求我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道德？他在道德文化中成长，价值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走进他的生命。小王子真正念兹在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负责任，而是怎样才能善尽自己的责任，怎样才能活得真诚正直，怎样才能好好驯服他在乎的人。只要你用心去爱，用心去和你爱的对象建立联系，你就自然生出相应的责任，因而也就愿意接受责任的约束。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很容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男性应该怎样和女性理当如何的角色定型，并用这种定型来理解自身和评断别人，然后共同加强和巩固这种看性别的方式，再套用到每个特定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性别定型不是某个人的主观喜好，而是社会通过各种复杂运作，例如制度设置、学校教育和大众传播，逐渐形成的某种想象，然后通过这种想象产生出来的某种集体规范。而规范带来的约束力，往往不是通过强制，而是利用各种精妙的潜移默化，令个体在生活中，自然地、不加抗拒地，甚至不加反思地接受和迎合这种性别观的要求。“生为男人，就该这样”，又或“既为女生，自当如此”，是最为常见的表达形式。例如，男子汉就该志在四方，所以小王子的出走是理应如此；至于女子，则应乖乖在家相夫教子，不要有在外面的世界和男人争一片天空的非分之想。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没有人生下来就该是别人的附庸，又或为了满足他人期望而活着不是自己由衷认可的人生。既然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那么两性理应受到公平对待，现实却是即使到了今天，在大部分社会，女性仍然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和压迫。造成歧视和压迫的一个主因，正是社会加诸女性身上的种种不合理角色。友谊是人与人之间自愿建立的亲近关系。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成为好朋友，他们就会彼此关心，互相扶持，甚至在有需要时，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去帮助对方。在友谊里面，我们无保留地向对方敞开，却又不要求拥有对方，并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当然，朋友还愿意投入时间去经营彼此的关系，共同经历生命的悲喜起伏。这些一起走过的路留下的印记，使得每段友谊都独一无二且不可取代。世间并非所有活动都可以任意转为商品。如果我们硬要那样做，那些活动本来的意义就会被破坏，我们也会因此失去通过那些活动来实现美好价值的机会。当婚姻成为商品，爱情就会变质，因为人们爱的其实是钱而不是人；当教育成为商品，教育就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而变为一种经济投资，讲求的是成本和回报；当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就会只见到楼价，却见不到土地与人的情感依存；当医疗成为商品，医生的天职就会很易由救急扶危变成赚钱至上。活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不难具体而微地感受到，社会越来越多领域正在慢慢被商品逻辑入侵，并令这些领域本来的意义变质，进而改变我们的情感、价值和伦理关系。商品化并非某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不断累积并寻求利润极大化的逻辑，是商品化的最大动力。这股力量会一步一步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影响我们看世界看自我的方式，并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作为个体，面对无坚不摧的金钱逻辑对不同生活领域的“殖民”，我们又是否有勇气在日常中挺直腰板，向金钱至上的体制说不，并捍卫生而为人的尊严？“如果我们假定人就是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合乎人性，那么你就只能以爱交换爱，以信任交换信任。”作者在这里是想说：迷恋权力，渴望支配别人，并通过支配来肯定自己，是深潜于人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去到一个极端，就算你不是国王，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就算你没有子民，也可以想象宇宙万物皆听命于你。小王子说得清楚：你拥有一样东西，就要好好善用它，欣赏它，发挥它的长处，让它照亮你的生活。否则，就算给你拥有整个宇宙的五亿多颗星星，所谓的富有，也是毫无意义。这样的拥有，是一种对等的、互惠的、彼此尊重的、用心关顾的关系，而不是纯粹只取不予的利用。迷恋权力、妄求虚荣、追逐金钱，相当程度上，是现代人生活的写照。人是否孤独，并不在于你身边有多少人，而在于你怎样生活。即使活在热闹都市，你的世界熙来攘往，你也一样可以心如孤岛。在高度商品化、理性化和原子化的现代消费社会，个体越来越难和人建立内在的、亲近的、非工具性的联系。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所在，我们又该如何改革目前的制度和文化，从而令每个个体能够在一个良好而公正的环境中，恢复人的“社会性”（sociability），活出一种彼此联结的社群生活？那些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的大人，那些自以为可以支配一切的暴政，最最害怕的，就是给人选择的自由。 因为他们虚弱。他们心知肚明，人只要有了自由，人就会成长，就会独立，就不再会无条件地服从所谓的“权威”。真正的选择，选择者必须要有说“不”的自由。他必须能够免受外力的威吓，去做自己想做的决定。在此意义上，选择和自由，紧密相连：没有信仰自由，人们就没有选择自己宗教的权利；没有思想自由，人们就没有选择相信不同观点的机会；没有职业自由，人们就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所谓的选举，永远只有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其他人都不可以参选，那么我们不会说人民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如果所谓的婚姻自由，永远只由父母来决定谁人可娶哪人可嫁，那么这样的“自由”毫无意义。我们同时要明白，当我们选择了一段爱情或一项事业，即意味着我们没有选择另一个人或另一项事业。换言之，打开一道门，同时也是关上其他门。选择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拥有所有可能性，而在于要在诸多可能中选择其一，然后放弃其他。选择，是取，同时也是舍。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作出安排，确保个体能够在不同领域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社会必须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机会，使得个体能够充分发展他的理性能力和价值能力；最后，政府也应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尽量减低各种不可预期的意外为个体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我不能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能选择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生活方式，甚至不能选择和谁相爱。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就失去人的自主性；我们好像在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遂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作者。在选择中，我们学会理性比较，学会价值判断，学会认识自己，学会负起责任，也学会彼此驯服。所以，个体如果没有选择的机会，恐怕也就永远不能成长。一段真正美好的关系，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应是互相驯服和彼此尊重。女性在一个父权主导的社会、同性恋者在一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有色人种在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无产者在一个市场拜物教的社会，以至新移民在一个仇视外来人的社会，往往会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在不同领域遭受很不公正的对待。这种不公正不仅损害他们应有的权利，更在最深的意义上伤害他们的尊严和身份认同，因而严重限制他们和其他公民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机会。这些伤害，究其根本，主要原因是弱势群体得不到国家平等的尊重。我们的制度及由制度而生的文化和社会实践，没有尊重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所应享有的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世界看似很复杂，世人都在忙于追逐权力、虚荣、财富和纸上的知识，却忘记了生命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事：人与人之间最纯粹最真诚的爱。在累积大量经验数据后，瓦尔丁格教授告诉我们，真正使人活得幸福的，原来不是名利、权力和工作成就，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人能否过得幸福，其实和活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之中密切相关。一个人真的有可能如其所是地理解另一个人吗？人的同理心建于何处，又可以去得多远？我们自小就活在社会，并与他人发展出或近或远的各种关系。我们在这些人际关系里，建立自我和找到生活的意义。所以，得到你认识的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理解，便十分重要。这些他者包括我们的父母、爱人、挚友和那些我们十分在乎的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得不到重要他者的理解，就会很容易变得孤僻、自卑和失去自尊，因而无从肯定生活的价值。大家都很忙：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忙于炒股，忙于上网，但却很少忙于去理解别人——即使那些是我们十分亲近的人。生命经验的差异，不仅使得人们难以互相理解，甚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冲突。宗教战争、种族矛盾、性别歧视等等，有多少不是源于偏见和无知？！只有我们爱过，才能想象小王子和玫瑰的爱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曾爱过，对于爱情一点概念也没有，那么无论他如何努力，恐怕也很难真正理解小王子对玫瑰的感情。事实上，小王子一直在那里，我们能否理解他，能否接近他，要看我们自己有多少知性和情感上的准备，也要看我们的心有多柔软。事实上，所有严重的疾病，都很容易将人推向极度孤单的状态，因为它有如一股无可抵挡的黑暗力量，将人排斥出正常的世界。面对他人的痛苦，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强说或强求自己一定能理解，而是承认自己的无力，然后默默站在亲人和朋友的旁边，让他们知道，无论怎么样，我们在一起，我们共同面对。如何面对人的归零，是人类恒久的困惑。 宗教和哲学，由此而生。人生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于我遂是：如何活好余生。 所谓向死而活，就是朝向归零，好好生活。只要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道理，并身体力行地活出磊落公正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就有变好的可能。 社会改变，需要我们一起努力；而愿意努力本身，已是改变的起点。人世间所有事物的对照，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及得上生死之别。一边是存在，另一边是虚空；一边是白日，另一边是黑夜；一边是意识，另一边是寂灭；一边是同在，另一边是孤独；一边是所有美好之可能的必要前提，另一边是所有美好之不再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人的生命有限，但正是因为有限，所以如何在有限中活好自己的人生，才变得如此迫切和如此重要。认真地活和懒散地活，对当事人来说，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较后者更有机会不枉此生——我们希望活得不枉，因为我们在乎自己。即使我们死了，世界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仍在，我们为这个世界播下的种子，就会继续生长，甚至有机会繁衍四方。即如此刻我写下的文字，只要还有人在读，还有人受其影响，就不会因为我的消失而消失。在我看来，他最为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处境下，人类怎样才能走出孤独，活好自己的人生。事实上，我的写作就是这样：花好长时间酝酿，草成初稿，改个十多二十回后寄出去，收到读者回应后继续修改，如此往复，直到我觉得可以停下来为止。我相信，经过努力，一个心灵是可以慢慢趋近另一个心灵的；甚至某些时候，一个读者是可以较作家本人更好地理解书中观点。月是一样的月，看月的人，却有别样情怀；而情怀，是你的阅读岁月沉淀而成的月色。你读过的书，不知不觉走进你的生命，铺成你的底蕴，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你的生活，丰富你的情感，并默默引领你前行。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仨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现在我们仨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锺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作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锺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海关人员都争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李玮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很自由。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我把她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锺书的手脚一样一样，觉得很惊奇。锺书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儿，她就笑出声来。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锺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锺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锺书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二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其实，锺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爹爹对锺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锺书无大补益。锺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锺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锺书。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锺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她和锺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锺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锺书。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锺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锺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搬家忙乱，可怜的锺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上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锺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这年冬天，锺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床，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锺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锺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我发现锺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据学校的评价，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觉得还不止。她为了爱护学生，无限量地加重负担。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她常常改了又责令重做。我常问她：“能偷点儿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她总摇头。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