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庭統治者──天帝桓因命令兒子桓雄統治人間。桓雄降臨在太伯山神檀樹下時，住在山中的老虎與熊向祂許願：「我想成為人類。」因此桓雄便分別給雙獸一把魁蒿與二十顆蒜頭，要求牠們待在洞穴裡一百天不要照到太陽。結果覺得修行太辛苦的老虎半途放棄，熊則堅持下去並在第二十一天化為女性。桓雄娶熊女為妻後生下的正是檀君王儉。相傳檀君成年後，建立起一個名為「朝鮮」的國家，成為朝鮮的開國國君。檀君在位統治一千五百年後，禪讓給從中國逃離戰火而來的商朝宗室箕子，接著便隱遁山中成為山神，活到一千九百零八歲才辭世。檀君禪讓的對象──箕子又是何方神聖呢？其實他並非出身朝鮮半島，是中國古代王朝──商朝的王公貴族。在中國成立新王朝的周朝第一任君主──武王有感箕子是位賢者，便封他為侯，命箕子統治朝鮮地區。古朝鮮中唯一在學術界認同為實際存在過的朝代是衛氏朝鮮，建國者是燕國出身的衛滿。後來韓國更開始使用檀君紀元法（檀紀），依據據信為檀君即位的西元前2333年定為元年，官方並在1948～1961年間使用這套曆法。韓族概分為「馬韓」、「辰韓」與「弁韓」這三大勢力，並稱「三韓」。三韓均為許多小國組成的聯盟。其中勢力最龐大的馬韓有五十多國，辰韓與弁韓分別為十二個國家，且各國都有自己的首長。朱蒙便帶著隨從前往國外，並在鴨綠江支流處的卒本（現在中國遼寧省本溪市桓仁滿族自治縣）建立起高句麗國。朝鮮半島各大勢力就像這樣被納入中國王朝的庇護，以其權威為後盾牽制周遭敵對勢力。朝鮮半島各大勢力與中國王朝的如此關係，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末。某天，族人在森林裡發現一顆蛋，並生出一名男孩，由於這顆蛋與葫蘆差不多大，所以就以意指葫蘆的「朴」作為他的姓氏，命名為赫居世。金味鄒的祖先是從昔脫解從天上賜予的金色小盒子出生的，所以才賦予其金氏。朝鮮半島從四世紀後期至六世紀之間，陸續成立高句麗、百濟與新羅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各自獨立，有時結盟有時敵對，形成了三強鼎立的局面。而這三個國家在朝鮮半島爭奪霸權的時代，稱為「三國時代」。高句麗第二十代的長壽王是廣開土王之子，四一三年登基。登基後便在國內城東北側的鴨綠江岸邊，建造了讚頌父王功績的石碑。高約六．三公尺、寬約一．五公尺的石碑上，刻有一八○二個漢字。這座名為「廣開土王碑」（好太王碑）的石碑，是一八八○年由集安農民發現的。雖然有局部無法判讀，但是從高句麗建國神話到廣開土王事蹟都詳細記載，因此成為認識高句麗歷史的重要史料。本書介紹至此的內容，也有很多都是解讀廣開土王碑後所得知的。然而，對高句麗勢力持續擴張而產生危機意識的新羅，與曾為敵對關係的百濟於四三三年結盟，共同對抗高句麗。但是高句麗仍然將新羅納為屬國，並派遣軍官統率新羅士兵。第二次遠征當中，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假意投降後刺探隋朝軍情，撤退的同時誘使隋軍進入高句麗境內。趁著隋軍補給線延長不及的時候反擊，帶領高句麗大獲全勝。高句麗就這樣成功避開了大國──隋朝的侵略，但是頻繁的戰爭荒廢了國土，國庫也消耗殆盡。《日本書紀》中也記載，當時的高句麗以黃金塑造一尊金碧輝煌的佛像贈與倭國，以表兩國交好。除此之外，以使者身分來日的僧侶曇徵，也將顏料、紙張與墨水的製造方法傳入倭國。西元六三○年，唐朝消滅東突厥後，高句麗直接面臨的壓力頓時倍增。唐朝派遣使者至高句麗，要求他們安葬隋兵，並銷毀高句麗戰勝隋朝時建立的紀念碑。高句麗榮留王對此的回應，是在扶餘城（現在的中國吉林省長春市農安縣）至渤海灣之間沿著與唐朝的邊境建設起防禦城牆（千里長城），展現出迎戰的姿態。然而高句麗的國內重臣分成兩派，一派是認為應當遵從唐朝的穩健派，另一派則是主張徹底抗戰的強硬派。六四二年，負責長城建設的強硬派官員淵蓋蘇文，殺害榮留王與穩健派重臣共一百餘人，立榮留王的姪子為王，自己也掌握朝中實權。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遂於六四五年，親自率領大軍攻打高句麗。然而，高句麗的防衛固若金湯，唐朝只得暫時撤退。儘管唐朝後來又再度發動進攻，卻仍然被高句麗成功擋下。六六三年的白村江戰役中，日本與百濟殘存勢力所組成的聯軍擊敗唐朝與新羅聯軍，燃起了百濟再起的希望。唐軍包圍高句麗首都平壤長達半年，卻始終無法攻陷淵蓋蘇文鎮守的長安城。三子隨即爭奪繼承者的寶座，結果長子──淵男生落敗，遭弟弟逐出首都。淵男生向唐朝尋求援助，甚至提出願意親自領路攻打高句麗的提議。六六八年，唐軍再度包圍平壤。在淵男生的策反下城內陸續出現倒戈者，歷經一年多的抵抗後，長安城終告陷落。這時在位的高句麗王寶藏王投降，高句麗宣告滅亡。雖然寶藏王被帶回唐朝，但是責任歸屬落在淵蓋蘇文一族，使寶藏王逃過一劫；協助唐軍的淵男生則獲唐朝封侯。儘管如此戰爭仍未平息，唐朝持續派軍攻打，然而各地都由新羅軍傳出捷報。唐朝在六七六年撤離了舊百濟領土與舊高句麗領土的都督府，放棄對新羅的討伐。新羅也旋即收回此前授予高句麗舊王族的權柄。就這樣在漫長歲月中分裂的朝鮮半島，終於被新羅統一。新羅還有個名為花郎的獨特制度。會從名門貴族的子弟中，選出可造之材後加以培訓。花郎會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並且精通歌舞樂曲，講究武勇、忠誠與團結。以花郎為首的青少年團體，稱為花郎徒。屬於花郎的年輕士兵上戰場時，會抹白整張臉並塗紅臉頰。這種獨特的妝容象徵拚死一戰的覺悟，具有一種猶如附身狀態的催眠效果，強迫自己奮鬥至極限。堪稱新羅菁英部隊的花郎徒活躍時，有助於提高整體軍隊的士氣，在朝鮮半島的統一上有著莫大貢獻。日本與新羅的對立也牽扯到了唐朝。753年，遣唐使大伴古麻呂在長安的新年朝賀與新羅使者爭奪席次，唐朝傾向了日方的主張，也使日本與新羅的關係更加惡劣。這一年日本的遣新羅使甚至拒絕晉見新羅王。儘管新羅消滅高句麗，卻無法順利接收高句麗所有領土。新羅政權僅止於大同江與元山灣以南，擴及現在中國東北部的舊高句麗領土，有大半都握在唐朝手中。而且有許多高句麗的遺民，都遷移至唐朝為監視與治理東方各民族所設置的據點──營州（現在的中國遼寧省朝陽市）。二○○○年代，中國開始推動研究中國東北部歷史的專案──東北工程，發表了渤海是中國地方政權的調查結果。再加上高句麗始祖──東明聖王是扶餘出身，所以也將擁有同系統建國神話的高句麗與百濟視為中國邊疆民族。這樣的論述想認為朝鮮半島是中國的一部分，從設置漢四郡的時代就根深蒂固，也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觀產生影響。宗教方面，新羅從六世紀開始奉佛教為國教，許多僧侶前往唐朝留學。而最多新羅人信仰的，則是華嚴宗。九世紀末的新羅由於中央政局混亂，再加上天災頻傳，導致飢貧的農民在各地爆發起義。新羅國內的盜賊轉變成沿海肆虐的海盜，在日本也留下各種劫掠紀錄。後三國時代中最龐大的勢力，是後高句麗（摩震／泰封）。弓裔登基後自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動輒拷問或處死臣民。就連勸諫這種行為的妻子也慘遭處死，所以徹底失去了民心。九一八年，王建與重臣們發動政變並放逐弓裔，建立了國家「高麗」。據說弓裔在逃亡途中遭殺害。高麗這個國號源自於高句麗。高句麗從五世紀左右開始，也會自稱高麗。由此可知王建將自己建立的新王朝視為高句麗，以及後高句麗的後繼者。順道一提，高句麗最初是由貃族這個部族建立的國家，日本用「狛」代替「貃」，由於「狛」讀作「KOMA」，因此即使寫作「高麗」也會讀作「KOMA」，在日本兩者都指高句麗，而韓國的英文名稱「Korea」也源自於高麗一詞。治國者平日應研讀經書與史書並引以為戒。高麗時代的科舉，可分成製述科（詩賦等各種文章的寫作能力）、明經科（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的知識）與雜科（實用的算術、醫學與天文地理等知識和技能）。其中又以製述科與明經科為重，更是考核菁英官員的重點科目。除此之外，雖然性質與科舉的科目略有差異，但是為了提升佛教的權威，在這個時代也設有專為僧侶所舉辦的僧科。光宗引進科舉的一大目的，是透過挖掘新人才以牽制已經成為貴族的豪族勢力。儘管「廣納優秀人才」這個場面話，使光宗也同意庶民參加科舉考試，但是參加考試者必須擁有能夠專心讀書的學習環境與經濟能力，因此參加者幾乎都是本身就是官員或地方鄉吏等的子弟。高麗將文武官稱為「兩班」。兩班的「班」是順序與列的意思。君主在王宮正殿接見官員時會面向南邊，這時文官會排在東側、武官會排在西側，雙方都會從官位最高者開始列隊。因此文官稱為文班或東班，武官稱為武班或西班，兩者共稱兩班。光宗的改革引發貴族這些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彈，對此他採取了強硬的回應──肅清。後世認為光宗是強化王權、鞏固高麗基礎的著名君主。另一方面，由於光宗在位晚年執行更嚴格的肅清，連肅清對象的親族、無辜人士等都慘遭行刑，因此同時也是飽受批評的暴君。地方的行政劃分在十一世紀時幾乎底定。將首都－開京的周邊地區設為直屬中央的「京畿」，其他地區（廣域）則設置道與界。「道」的數量依時期變動，最後終於固定為西海道、交州道、楊廣道、慶尚道與全羅道這「五道」。另一方面，「界」則是設在北方邊境，是以軍事為優先的特殊行政區劃，北部的鴨綠江左岸一帶稱為北界，東部沿海地區一帶稱為東界，兩地合稱「兩界」。日本在高麗建國後就立即派來使者，但是因為不認同朝貢以外的外交關係，因此拒絕與高麗建交。儘管高麗此後都沒有與日本建立正式邦交，但是民間仍有著頻繁的貿易往來。高麗最重視的就是對中外交。高麗採取一貫的親中政策，並加入了九六○年統一中國大陸、終結五代十國時代的宋朝冊封體制。高麗在宋朝的庇護下擴大交易，益發繁榮。按照常理，高麗應該要向宗主國宋朝求助並征討遼國，但是宋朝軍事實力低於遼國，一直以來都藉由贈與財物維持和平，所以沒有餘力幫助高麗。而高麗與遼國的停戰條件中，也包括必須與宋朝斷交。李資謙將女兒嫁給第十六代的睿宗，並將其他女兒嫁給睿宗之子仁宗，以外戚的身分權勢滔天。對此感到不滿的仁宗企圖扳倒李資謙，沒想到計畫敗露，因此李資謙便命令女兒暗殺仁宗，然而女兒卻向丈夫仁宗坦白導致暗殺失敗。《三國史記》記述了三國時代至新羅統一之間的過程，是朝鮮半島最古老的史書。全球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新羅佛國寺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直指心體要節》出版於一三七七年的高麗，是當今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書籍。上將軍鄭仲夫、李義方與李高等人率兵襲擊酒宴中的毅宗，甚至因為積怨過深，許多在場的文官也連同遭到殺戮。這場政變稱為庚寅之亂，苦於暴政的百姓也相當支持。此後至十三世紀這大約一百年之間，政權都掌握在武官的手裡，因此稱為「武臣政權」。武臣政權對蒙古的抗戰約持續三十年，這段期間蒙古軍的侵略多達六次。戰爭長期化的結果，導致高麗朝廷出現主戰派與講和派。此後講和派掌握了主導權，由高宗於隔年的一二五九年交出王太子（後來的元宗）作為質子，向蒙古帝國投降。此後高麗王太子都會住在蒙古境內，以蒙古皇帝護衛的身分追隨皇帝。此外也會迎娶蒙古皇帝的女兒，成為蒙古皇室的姻親。相較於金國與南宋遭蒙古征服後，皇族均被逼得死路一條，高麗可以說是獲得特別待遇。這是對長期抗戰的高麗所施加的懷柔政策，據信也是考量到未來遠征日本的需求，所以採取了寬大的處置。臣服元朝並迎娶元朝貴族之女的高麗王，以駙馬身分成為元朝的貴族之一。另一方面，元朝也為了管理屬國，在高麗設置監督官廳並派蒙古官員赴任，這些蒙古官員也逐漸成為高麗的貴族。元朝透過聯姻方式，干涉已視為同族的高麗內政，每年也要求龐大的供品。這些負擔使百姓苦不堪言，反元情緒隨之高漲。李成桂出身全州李氏，本貫為朝鮮半島西南的全州（現在的全羅北道全州市）。在高祖父（四代前的祖先）一代離開全州移居東北，在該地茁壯為望族。後來李成桂父親協助恭愍王的反元運動，成功在高麗朝中占有一席之地，為李成桂帶來出人頭地的機會。他以武將之姿立下功績，最終甚至消滅高麗，創建新的王朝。李成桂與大臣商討之後，決定提出「和寧」與「朝鮮」這兩個選項給明朝。和寧是李成桂出生地──永興（現在的北朝鮮咸鏡南道金野郡）別稱，朝鮮則源自於古代朝鮮。明朝考量到箕子朝鮮是由漢人箕子所創，因此便從中選擇了朝鮮。這使朝鮮正式成為國號。朝鮮對待明朝的外交態度稱為「事大主義」，意指「侍奉強者」，也就是遵從大國的意思。貫徹君臣有義、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朱子學，對執政者來說堪稱是恰到好處的統治工具。事大主義、崇儒排佛、農本民生這三大方針貫穿了整個朝鮮時代。李成桂在漢城建設王宮「景福宮」，王宮東側建築為祭祀歷代王室祖先與君主的宗廟，西側建有奉祀土地與五穀之神的社稷壇。首都周圍建有全長十八公里的城牆，四方設有出入口，分別命名為興仁之門（東大門）、敦義門（西大門）、崇禮門（南大門）、肅靖門。朝鮮時代的科舉變成三科制，分別是選拔文官（文班）的文科（源自於高麗時代的製述科與明經科，分成初級考試的小科與中級考試的大科）、武科，以及用以選拔專業技術官員的雜科。另外還設有申聞鼓這項訴訟制度，百姓只要敲擊王宮前的太鼓，就可以直接向君王申冤。朝鮮王朝將各地區的行政劃分設為「道」，除了首都周邊稱為京畿外，其他區域劃分成咸鏡道、平安道、江原道、黃海道、忠清道、慶尚道與全羅道這八道。八道的名稱都是用當地核心都邑之名組成，像全羅道就是全州的「全」與羅州的「羅」組成。道的首長稱為觀察使，由中央派任官員赴任，任期三百六十天。讓位成為上王的太宗仍掌握軍事大權。一四一九年為了報復入侵領土的倭寇，攻打倭寇基地──對馬。這場史稱己亥東征的遠征，就是在太宗指示下進行的。日方則稱這場戰爭為應永外寇。世宗於一四四三年命人創造出可標出朝鮮語發音的二十八個文字，並於三年後的一四四六年以「訓民正音」的名稱公布。意思是「教導人民正確的發音」。訓民正音由十七個母音字與十一個子音字組成，能夠將形形色色的發音化為文字，是現代韓國使用的「韓古爾」（在北朝鮮即是「朝鮮字」）的基礎。訓民正音並未在兩班與知識份子之間普及化。大臣們仍主張漢字才是最高級的知識，沒有必要使用漢字以外的文字，甚至輕視訓民正音，認為這是婦道人家才使用的文字。當國王年幼或是體弱而無法執政的期間，會由其母王大妃或是祖母大王大妃代理國政，但是傳統的儒家觀念認為女性地位低於男性，並不鼓勵女性參與國政，所以會在王座前設置一面簾子，以避免代理女性直接面對眾臣，故稱為垂簾聽政。昭惠王后也編纂了記載女性行動規範的《內訓》等，是當時相當有名的才女。《內訓》提到女性必須嚴謹聽從父親、夫婿與兒子，散發出濃烈的儒學男尊女卑色彩。並訂立女性禁止做出的行為，包括外遇、嫉妒等的「七去之惡」。《內訓》以漢字、梵字與韓古爾三種文字記載，在百姓間廣為流傳，是朝鮮時代教育女性的書籍。朝鮮半島從新羅時代開始，服裝變化就深受中國與北方騎馬民族的影響，之後才慢慢定下來。就這樣確立的朝鮮半島服裝即稱為韓服（北朝鮮稱為朝鮮服）。西元一四七四年，成宗第一位正妃病故，於是側室尹氏升格為正妃。但是尹氏與仁粹大妃關係不睦，勳舊派自然也與其保持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中，某天與成宗發生口角的尹氏抓傷了成宗的臉，於是仁粹大妃與勳舊派便強烈要求廢除尹氏的正妃之位。成宗無奈之下只能流放尹氏，沒想到仍止不了批判聲浪，最終只能賜藥讓尹氏自盡。一四九八年，燕山君聽到勳舊派官員表示士林派官員在編纂中的《成宗實錄》裡暗地批評世祖篡奪王位，便大量處死相關士林派官員，史稱戊午士禍。士禍，是「士林派受難」的意思。一五○四年，得知生母尹氏遭廢位的來龍去脈後，他再度大量處死逼死尹氏的相關人士，史稱甲子士禍，但是肅清對象擴及勳舊派，就連已經逝世的韓明澮，也被挖墳拖出屍體後遭斬首。徹底掃蕩阻礙勢力後，燕山君廢除了進諫君主的機構司諫院，僅留下順從的宦官與大臣。此外也蒐羅全國美人納為愛妾，並將最高學府成均館與世祖建立的圓覺寺（現在首爾市內的塔洞公園）改成妓院。此外，國王逝世後會給予評價其功績的諡號，以及使用「宗」與「祖」等字的廟號。廟號有命名規則，創國者、在他國侵略下成功護國者會封「祖」字，其他無鮮明創業的國王（但是品格極高）就贈予「宗」字。但畢竟都是在國王死後贈予，無論立下多麼驚人的事業，像世宗這類在功臣間評價偏低者仍被命為「宗」，藉政變奪權的世祖卻被功臣命為「祖」。後世也有儘管國家受外國統治，但仍為國家保有體面而獲稱「祖」的例子。歷代二十七名朝鮮國王當中，沒有廟號的只有第十代的燕山君與第十五代的光海君（參照「戰爭落幕，黨爭續演」一段）。中宗時代有名為長今的醫女（女性醫師）服侍。雖然當時醫女身分低微，但是《中宗實錄》中記載了大長今之名以及「予證，女醫知之」（想知道寡人身體如何就去問醫女）等字句，可以看出中宗有多麼信賴長今。以長今為主角的歷史劇《大長今》於二○○三年播出，在日本也相當轟動。蔣英實是朝鮮王朝著名的發明家，儘管他出身卑微，可是卻曾經前往當時的中國明朝留學，並在歸國後發明了藉由測量太陽位置確認時辰的仰釜日晷，以及時間一到就自動報時的水錶「自擊漏」等。在他眾多的發明當中，測雨器更是世界第一個測量雨量的設備。蔣英實也精通天文曆學，除了在王立天文台「簡儀台」設置原理與天球儀相通的「渾天儀」外，還設計有多種尺寸的簡儀以測量緯度。深受世宗信賴的蔣英實官途一片光明，最終甚至升任正三品這個高位。可是他卻因為監督製造的王輿（君王乘坐的御轎）損壞而遭問罪，最終失勢。然而隨著測雨器遍布全國，蔣英實的發明對於受天候與季節變遷左右的農業卻是帶來深遠的幫助。一五八三年，李珥提倡十萬養兵論。當時國內綱紀因為黨混亂，兵力衰弱，因此他建議在首都配置兩萬兵力、八道各配置一萬兵力以預防外敵入侵。但是東人的柳成龍等人認為強化軍備會對百姓造成莫大負擔而反對。結果十萬養兵論未獲採用，甚至李珥本身也遭貶。儘管後來李珥又重返朝廷核心，卻於一五八四年病死。八年後李珥曾經的擔憂，就以日軍來襲的形式實現。朝鮮政權內部陷入沒日沒夜的黨爭時，日本則由豐臣秀吉於一五九○年統一國內，並將目標放眼大陸。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開始侵略朝鮮半島。這場在日本稱為文祿之役的侵略，在朝鮮稱為壬辰倭亂。豐臣秀吉為了征服明朝而帶領大軍登陸朝鮮半島，卻遭到朝鮮方的抵抗，使朝鮮半島淪為這場戰爭的戰場。陷入國家存亡危機的朝鮮，向宗主國──明朝請求援軍。一五九三年，明朝將援軍派至朝鮮半島，但是在與日軍交戰中損失甚鉅，連兵糧都不夠用。因此明朝便開始嘗試與日本談和，這段期間朝鮮半島各地的兩班，率領著由人民組成的義兵展開游擊戰。兩國之所以能夠成功談和，是因為日本與明朝雙方的談判代表，都各自偽造了「對方已經投降」的假象。直到西元一五九六年，明朝使者帶著傳達「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的國書出使日本，豐臣秀吉才明白當初談和的條件並未獲成立而勃然大怒。豐臣秀吉一怒之下驅逐中國使者，再度準備展開侵略行動。隔年的一五九七年，日本再度發兵朝鮮。這場日本稱為慶長之役的侵略，在朝鮮稱為丁酉倭亂。儘管朝鮮立即發兵迎擊，可是在壬辰倭亂中表現卓越的李舜臣，卻因為違反朝廷命令而遭問責，早已被解除指揮水軍的統制使一職。在如此情勢下與日軍展開海戰的朝鮮水軍自然落得大敗，宣祖連忙恢復李舜臣水軍統制使的職位重新起用。儘管這時朝鮮水軍的主力軍船只剩十二艘，李舜臣依然對日軍的前鋒部隊造成莫大的傷害。一五九八年豐臣秀吉病逝，厭戰氛圍在日本內部擴散開來，因此日軍便決定從朝鮮半島撤退。事實上明朝也因為派兵至朝鮮引發嚴重的財政困難，間接導致國家步向滅亡。最初的韓古爾小說《洪吉童傳》作者──儒者許筠也受到光海君重用，曾經以通信使使節的名義造訪日本。西元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為清，新興的清國要求與朝鮮訂立君臣契約。對此，朝鮮內部儘管意見分歧，卻仍是以主戰派占絕大多數。因此清國第二代皇帝皇太極親自率兵攻打朝鮮，朝鮮稱這場戰役為丙子胡亂。清軍僅花五日就兵臨漢城城下，仁祖在倉促之間就連逃到江華島避難的餘裕都沒有，只能被困在漢城南方的南漢山城頑強抵抗。南漢山城遭清軍圍困的期間，市街慘遭蹂躪，城中糧食用盡，最後在圍城的四十天後，仁祖終於出城投降。朝鮮向清國投降後，仁祖在漢城郊區的漢江渡口──三田渡與皇太極見面，宣誓臣服清。講和條件包括成為滿清屬國並與明朝斷交、支付賠償金、將王族送到當時清國首都的瀋陽（中國遼寧省瀋陽市）成為人質等十一項相當嚴苛的事項。這場三田渡的盟約終結了從太祖時代延續下來的對明朝貢，正式成為滿清的朝貢國。一六四四年明朝滅亡，滿清取而代之成為中國大陸的統治者。這時的朝鮮萌生出「我國才是滅亡的中國王朝繼承者」這種「小中華思想」。因為中國大陸落入夷狄手中，那麼長年引進中國王朝（大中華）制度與文化的朝鮮（小中華），當然就等於繼承了中國王朝。這樣的思想支撐著朝鮮知識分子，幫助他們擺脫臣服清朝的屈辱感。現代的日本與韓國之間有著竹島主權爭議，事實上這也源自於肅宗時代。當時日本海上的鬱陵島還是無人島，朝鮮就與江戶幕府對該島的歸屬展開了三年以上的交涉。但是朝鮮方的強烈主張導致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最後幕府禁止日本人前往鬱陵島。這一連串的外交問題在日本稱為「竹島一件」。在正祖的改革之下以新學問之姿備受矚目的，是後來被稱為「實學」的思想。這是吸納西洋知識的實踐型學問，經由中國傳入朝鮮，範圍遍及工學、科學、醫學與農學等。正祖經常遊歷各地以視察民情。無法視察的地區會派遣名為暗行御史的監察官，取締地方官的不當行為。得知百姓窮困的正祖，在儒者反彈的情況下仍推動實學以救濟百姓。於中國清朝宣傳教義的天主教會──耶穌會，於正祖在位期間將基督信仰傳入朝鮮半島，並且慢慢地在民間擴散開來。然而，天主教的教義與儒學思想互不相容，因此以僻派為中心的勢力便強烈反對天主教；相對地，重視實用學問、以實學者居多的時派，則視天主教為西洋文化之一，主張應敞開心胸接納。雙方派系因天主教而引發對立。安東金氏的獨裁引發無法參與政權的王族反感，不僅貪官橫行榨取民脂民膏，天災也引發飢荒，導致各地叛變四起。朝廷的腐敗與災害導致國家財政的根基──田政（地稅）、軍政（軍役）與還政（農民救濟）崩潰，史稱三政紊亂。有法籍傳教士在這段打壓期間遭殺害，於是法國海軍便攻擊朝鮮作為報復，最終卻遭朝鮮擊退（丙寅洋擾）。一八七一年，朝鮮擊沉要求開港的美國商船，引來美國海軍為索賠所做出的攻擊（辛未洋擾）。美國占領江華島後要求朝鮮開國，但是大院君堅定拒絕，最終美國只能放棄並撤退。結果在一八七五年，日本決定派軍艦威嚇朝鮮。這時日軍以軍艦在江華島遭砲擊為藉口，開始攻擊江華島，這起事件在日本稱為江華島事件。鎖國體制瓦解的朝鮮，繼日本之後也陸續與美國、法國、俄國等簽訂修好條約。但是這些修好條約對朝鮮來說都是不平等條約，引發了國內的反彈聲浪，連宗主國──清朝都表明不高興。一八九四年，爆發了以東學地方幹部主導的甲午農民戰爭。東學，是出生於兩班家族的崔濟愚所創的新宗教。教義與天主教和儒學都不同，是朝鮮半島的特有思想，吸引了以農民階層為主的信徒。一八九七年，高宗親自祭天並以皇帝之名登基，將國號改成「大韓帝國」，並訂立年號為光武。在此之前都奉行事大主義的朝鮮，因為臣服於中國皇帝所以都自稱為國王。改稱皇帝是為了表明再也不是清朝的屬國，是自主獨立國家的君主。大韓帝國這個國號則源自於古代朝鮮半島的三韓。儘管擺脫了與中國王朝的君臣關係，但是列強各國頻頻叩關，不受大國保護就陷入存亡危機的情況依舊不變。事實上，國際局勢緊接著又變成由日本與俄國為了朝鮮半島而對立。儘管大韓帝國在這場戰爭中宣布中立，但是日本在攻克漢城後與大韓帝國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對大韓帝國強力干涉。同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羅斯後，又逼迫大韓帝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日本透過這份協約，奪走大韓帝國的外交權，將其納入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為監視大韓皇帝，在漢城設置主宰大韓帝國與各國外交的「統監府」，並任命主導協約締結的伊藤博文為韓國統監府第一任首長（統監）。一九○七年，對日本行為感到憤恨的高宗，將控訴協約無效的親筆信送交到在荷蘭召開的萬國和平會議中。然而大韓帝國的外交權握在日本手中，因此美國等國家都拒絕接受，甚至不讓大韓帝國的密使出席。儘管密使在當地發布傳單並舉辦演講仍毫無成果，反而認清國際社會認同了日本統治。朝鮮半島各地都有民眾奮起要趕走日軍，義兵抗日運動頻傳。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內部對於要併合大韓帝國還是維持獨立國家一事也有意見分歧。雖然伊藤博文反對併合大韓帝國，卻在清朝領地的哈爾濱（現在的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遭朝鮮青年安重根暗殺，這一事件也促使日本政府的意見急速倒向併合。大韓帝國方面也有追求併合的勢力，因此日本便與積極追求併合的大臣──李完用交涉。並在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簽訂《日韓併合條約》，從一三九二年建國起長達五百一十八年的李氏王朝正式宣告滅亡。併合條約使得大韓帝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曾為帝國首都的漢城改稱為「京城」。被迫退位的純宗、嬪妃、皇太子與前皇帝高宗獲得「王族」的地位，且遜位後的純宗改遷入建築物已經大幅度減少的昌德宮。王族以外的舊韓國皇族改稱為「公族」。無論王族或公族，都可獲得相當於日本皇族的待遇。除此之外，併合後也廢除了過往的身分制度，上至士族（兩班）下至奴婢，在新的體制下都一律統稱為平民。其實日本是為了在國內宣傳與國際形像上削弱殖民地統治的印象，才刻意選擇「合併」與「統合」以外的用詞。現在的韓國稱韓國併合的事件為「韓日合邦」或「庚戌國恥」，也會以日本帝國主義的簡稱「日帝」作為日本統治時代的代稱，稱這段時期為「日帝強占期」或「日帝時代」等。日本透過一九○五年締結的《樸茨茅斯條約》，從俄羅斯帝國（後續稱俄羅斯）手中接收了東清鐵道南滿州支線，因此寺內正毅也加以整頓改建，並於一九一一年銜接起這條鐵路與朝鮮境內的鐵路，此後便有急行列車可直通哈爾濱。透過鐵路得以運輸大量物資後，朝鮮就成為通往大陸的玄關，工業與商業都隨之活絡。朝鮮時代各地都設有名為書堂的私塾，只有富裕階層能夠接受教育，授課時使用的也是難學的漢文。日本建設的新學校則讓庶民接受教育，並改使用好記的韓古爾，讓韓古爾得以普及。憲兵的長官階層擁有不經審判就行刑的權限，因此會逮捕反抗日本統治的人。這種高壓統治稱為「武斷政治」。海外掀起了獨立的風潮，朝鮮國內的佛教、天主教與天道教（前身為東學）的宗教領袖也團結一致。這場擴及全國的運動稱為「三一運動」。三月底至四月之間遍地開花，發展至參加人數高達兩百萬人的程度。總督府為了鎮壓這場運動，除了憲兵與警察外還出動了軍隊。鎮壓過程中許多朝鮮人犧牲，包括女學生領袖十五歲的柳寬順。柳寬順遭逮捕後，在嚴刑拷打下死於監獄。柳寬順被視為獨立運動烈士，被譽為「朝鮮的聖女貞德」。可是在日本文化政治的背後，其實是想培養綏靖主義，讓朝鮮人沉浸在日本文化中而降低獨立意願。確實也有朝鮮人在這段期間轉變為親日派立場，而非親日派的朝鮮人依然遭到打壓。報章雜誌仍然受到總督府檢閱，警官也總是緊盯著團體聚會。朝鮮兒童上的普通學校也都採取日語教育。儘管會社令已經廢除，卻也只是加快資本實力較為雄厚的日本企業發展。一九二一年，釜山埠頭的港灣勞工就展開了大規模的罷工，並在各地組織工會，形成全國性的系統。位居核心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家，以及對抗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者。自一九二○年起的十年間，定居在日本的朝鮮人增加至十倍，將近有三十萬的在日朝鮮人。當時的日本各地都在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包括鐵路與道路整頓、水力發電所的建設等，因此需要大量雇用朝鮮人作為勞動力。但是朝鮮人從事的都是低薪資的重度勞動工作，行動也往往受到限制，即使暫時返回朝鮮也必須出示「一時歸鮮證明書」。一九三一年七月，中國吉林省有朝鮮人農民與中國人農民為爭執水權而起衝突，也就是所謂的萬寶山事件。這起事件使朝鮮掀起了排斥中國人的運動，最後甚至開始襲擊朝鮮境內的中國人。事件發生兩個月後，日軍為了侵占滿州而引發柳條湖事件，這起事件使日軍獲得滿州的實質統治權，史稱「九一八事變」。日本與中國反目成仇後，許多住在滿州的朝鮮人受到萬寶山事件影響，醞釀出反中情緒，進而選擇與日本同一陣線而成為親日派。控制了滿州的日本，也將朝鮮視為侵略中國的前線基地、生產據點，以及日本與滿州的中繼站，因此比以往更加重視朝鮮。一九三六年，陸軍出身的南次郎就任新總督，並開始推動朝鮮人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意指日本語言與習慣徹底滲透朝鮮的行為，可以說是典型的殖民地政策。皇民化政策的核心，包括確立日本國家根本為天皇一事的「國體明徵」、將朝鮮與滿州視為一體的「鮮滿一如」、實施日本化教育的「教學振作」、同時發展農業與工業的「農工並進」、驅逐貪官汙吏的「庶政刷新」這五大政綱。這是為即將與西方列強一戰所做的準備，改變朝鮮人的民族意識，將他們化為日本人才方便在侵略中國時動員。為了彌補嚴重的勞動力不足，日本實施了勞動力方面的動員。雖然最初是以招募的形式進行，但是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制定的國民徵用令，從一九四四年起也適用於朝鮮人，因此便有不少朝鮮人被強行帶往日本。這就是到現代仍懸而未決的徵用工問題起源。八月十六日，朝鮮半島決定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展開分割統治。這場分割統治與美國、蘇聯的對立情勢息息相關，因為就在同一年的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後就開始南下，擔心整個朝鮮半島都被蘇聯占領的美國，便向蘇聯提出分割統治的提議。至於為什麼是北緯三十八度線呢？因為這條線正好可將朝鮮半島分成南北兩等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蘇聯與英國在莫斯科展開外交會談，決定以託管五年的方式，將朝鮮半島北側交給蘇聯與中國，南側交給美國與英國。至於南北統一與獨立方面的問題，將由美國與蘇聯於這五年間進一步討論再決定。這個無視朝鮮人想法的決定引發獨立運動家的怒火，因此展開反對運動。然而朝鮮國內同樣有諸多分歧的意見，使反對運動欠缺統一。在日本統治時代的開發政策下，朝鮮半島北部以重工業為主，南部以農業與中小工業為主。這個傾向稱為「南農北工」，使南北經濟平衡出現嚴重的落差。因此剛按照北緯三十八度線分割時，北側擁有壓倒性的經濟基礎優勢。南側陷入嚴重的公共建設與糧食不足的問題，不得不仰賴美國的支援。追求僅南側獨立的李承晚派，單挑追求在南北統一下建立政權的金九派。李承晚的政敵金九在總統選舉後，遭到狂熱支持李承晚的極右派青年暗殺。當時美國與蘇聯的對立稱為冷戰，屬於美方的韓國與屬於蘇聯的北朝鮮接壤的北緯三十八度線，可以說是冷戰的最前線。朝鮮半島被哪一個陣營統一，就代表著另一個陣營的敗陣。派遣的並非正規軍──人民解放軍，而是人民志願軍（義勇軍）。選擇志願兵是為了藉「並非以中國政府的身分介入戰爭」這個理由，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決。這次談判未能簽訂終結戰爭的和平條約，僅只是休戰。因此儘管韓戰已經是七十年前的往事，卻仍是「持續中」的戰爭。這場韓戰在韓國稱為「六二五動亂」，北朝鮮則稱為「祖國解放戰爭」。雙方損傷嚴重，聯合國與韓國軍隊中戰死的有韓軍約四十二萬人、美軍約五萬人、聯合國軍約三千人、韓國民眾約一百零六萬人。根據推測，朝鮮與中國方光是戰鬥要員的死傷人數，就達兩百萬人以上。但是若要算入韓國方鎮壓共產主義者所造成的犧牲人數，則仍屬未知。渴望終身總統制的李承晚，於一九五二年在國會提出廢除總統連任限制的憲法修正案，修憲的投票數必須達議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需要一百三十六票，結果贊成票數只有一百三十五票，還少了一票。於是李承晚就藉由「正確來說是一三五．三三票，四捨五入就是一百三十六票」這種生硬的理論展開修憲。一九五六年的總統選舉中，李承晚祭出了各種手段，包括掉包投票箱、利用死亡者或不在國內者的名義、事前拿到投票單迫人投票等。後來這種違法選舉，就成了李承晚政權的常用手段。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締結了《日本國與大韓民國間的基本關係條約》（日韓基本條約）。這項條約提到日本認同韓國為朝鮮半島的正統政權、無償提供經濟支援三億美金、政府借款兩億美金、同意在日韓國人的日本永久居住權等。日韓基本條約所獲得的八億美金，以及透過越南戰爭特需產生的十億美金以上外幣收入，成為一九六七年起展開的第二次五年計畫重大財源。政府以這筆錢在各地推動工業化，沒有跟上工業化的鄉村地區，則透過一九七一年開始的新鄉村運動，推動農村的近代化。一九六○年代後半期開始的韓國高度經濟成長，後來被稱為「漢江奇蹟」。朴正熙在改革前投入總統選舉，這時屬於保守勢力的在野黨──新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票數大幅成長，感受到威脅的朴正熙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指示中央情報部綁走身在日本的金大中。這起事件引來美國介入，因此金大中並未被暗殺，而是在幾天後於首爾自宅附近獲釋。金大中宣布了「陽光政策」。這個政策源自於伊索寓言的「北風與太陽」，是打算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的綏靖政策。他不崇尚曾綁架自己的朴正熙政權、全斗煥政權，傾向與北朝鮮與日本都構築友好關係。一九九四年死去的金日成傳承給金正日，而金大中就透過這個方針於二○○○年初期，實現了與金正日的南北首腦會談。備受讚譽的金大中因為這次會談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回顧歷史，朝鮮半島的國家是在時而受到大國庇護、時而對抗大國的兩難局勢存續。現代同樣被夾在美國與中國兩個大國之間，與日本、北朝鮮這些鄰國之間也關係複雜，在國際社會生存的平衡感備受考驗。
《耶鲁美国小历史》——詹姆斯·韦斯特·戴维森
美国的发展故事跨越五个多世纪，蔚为壮观。它描述了一个国家在这片人群高度多样化的大陆上开枝散叶的过程，并解释了这些人是如何在一面象征自由和平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是美国国徽上的拉丁文格言，宣布美国独立的建国者们坚信，所有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或者说全体人类，都“生而平等”，并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都希望自己能用生命创造历史，但是别忘了：关于历史，你读得越多，写得越多，记住得越多，你就越可能以一种能让自己的事迹流传下去的方式生活在历史中。每天晚上，水手们就在甲板上任何能躺下来的地方和衣而卧，当晨曦初现，会有一名男孩唱起祷词：“愿上帝祝福白昼的天光，而我们赞颂神圣的十字架。”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北美洲的欧洲人，在他之前5个世纪，公元1000年左右，莱夫·埃里克松就曾率领一队诺斯人抵达今日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最北端。这群维京人从那里开始，探索了他们称之为“文兰”的地区。然而诺斯人建立的据点最终被时间吞噬，从欧洲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所以哥伦布的航行仍然算得上是标志性的事件。北美洲的气候以无数种方式影响了历史。大平原广袤而干燥，印第安人不得不掌握骑术以猎捕野牛；在草原上无法找到足够的木材用来修建篱笆，所以美国农民第一时间学会了使用带刺铁丝网，这永久性地改变了大平原上的生存方式；由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存在，进入美国中部对从加拿大南下的法国人来说更容易——只要沿着漏斗和其中的河流往下走就行了；暴风雪会阻拦试图翻越内华达山脉的大篷车队；南方的温暖气候让奴隶制更容易扩张，却只能占据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现在请你把手臂向一侧伸出，用眼睛看过去，把肩膀到指尖的距离想象成人类在北美洲生存的14000年历史。这段历史的最后500年，也就是本书讲述的500年，从距离指尖大约一英寸的地方开始，而美国的诞生更是只发生在这500年的后半叶，也就是说，大概只有指甲那么长。这时请别忘了，我们将要讲述的历史——在接下来400余页里你将读到的一切——都发生在你的指尖上。天空中的旅鸽遮天蔽日，数量多到当它们停下来休息时，树枝会被鸽群的重量压断。在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用火把野牛吓跑。在大盆地，印第安人用火烧掉草地，以将蜥蜴从地面赶走。有人在旷野上生火，让野蓝莓或向日葵更好地生长，也有人用火驱赶可怕的蚊群。在落基山区，火焰是印第安人的庆祝方式。他们会点燃整棵的枞树，树枝绽出的火星会像烟花一样升上夜空。从大陆的一头到另一头，人们都把火当成一种工具，用来改造这片土地，以使它适应需求。在其他方面，各个印第安族群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事实上，如果也用一句箴言来描述1492年的北美洲，它会与E PLURIBUS UNUM正好相反：不是“合众为一”，而是“众生于一”——无数族群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跟随不同的鸟群，你会发现各地的印第安人适应环境的方式千差万别：有的印第安人聚集成小群，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有的印第安文明却拥有农田、纪念碑、神庙、城市、天文学家、高等祭司和统治者。到1492年，人类已经在北美洲生活了10000多年，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不同的信仰、习俗和文化。1492年时，北美洲最发达的文明位于墨西哥谷地，这里的人们自称墨西加人，后来又被西班牙人称为阿兹特克人（Aztecs）。他们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建在特斯科科湖中的一座岛上，规模超过当时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独木舟在四通八达的运河上穿梭，商人从千里之外带来货物，在这里的市场出售。市场上可以买到鹦鹉、棉布斗篷、热气腾腾的巧克力、玉米薄饼、火鸡、兔子、兽皮、各种美丽的羽毛、用鹅毛筒仔细包装的金砂。每个族群的文化背后，都有一部历史，即关于该文化中每个传统如何发源的故事。历史，或者说文字历史，终究来到了北美大陆。它有时候是潦草的日志，有时候是印刷的书卷，有时候被深藏在结实的书柜里，有时候只是被随便塞进衣兜。从此，一切都将变得和从前不同。如果明朝皇帝没有放弃对此类航行的支持，也许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会是用汉语写成的哥伦布把这些岛民称作“印第安人”，因为他以为自己航行到了亚洲附近，到了被欧洲人称作“印度”的远东地方。他向岛民们分发红色的帽子和玻璃珠，“以求结成深厚的友谊”。他想“用爱，而不是用武力，让这些人改宗”他们“神圣的信仰”。他还写到他刚邂逅的这些人“适于被统治，适于劳作”，因此应该教导他们“穿上衣服，接受我们的习惯”。作为“回报”，印第安人将学习西班牙风俗，穿着西班牙服装，接受西班牙人的“统治”——不论他们是否情愿。每个殖民者都有“两到三个印第安人服侍，还有狗供其打猎”，哥伦布这样写道。殖民者们违反国王的禁令，掳掠印第安人为奴。如果印第安人拒绝工作或交出黄金，就会被他们恣意杀害。在探索巴拿马地峡的过程中，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印第安王国，但并没有随便把他的俘虏卖为奴隶，而是鼓励那些被他击败的印第安部族领袖加入他的队伍，为西班牙夺取更多土地。斐迪南·麦哲伦的舰队横渡了太平洋的广袤水域，经由印度和非洲回到家乡，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而麦哲伦本人却在菲律宾丧生。巴尔博亚，第一位征服者，通过利用印第安盟友的帮助征服其他印第安人的办法，攫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宝。墨西加人信仰的神叫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根据他们的神圣教义，太阳的生命完全依靠这位神祇的工作来维持。太阳的光芒为一切人类、动物和植物带来生命，但它每天都被月亮和群星从天空中赶走。墨西加人相信，没有维齐洛波奇特利为太阳注入足够的生命能量，第二天太阳就不会返回天空，而获取这种生命能量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鲜血的献祭。祭司们用黑曜石制成的利刃将人牲的胸膛切开，将跳动的心脏献给维齐洛波奇特利，使他能够拯救太阳。到了19世纪，爱尔兰人的食谱已经完全依赖于土豆，以致当这种作物毁于疫病时，成千上万的农夫被饿死。刚开始的时候，一穗玉米只能长到人的手指大小，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栽培，印第安农夫们让这种作物的果实变得越来越大。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都一起病倒，在痛苦中死去。在特诺奇蒂特兰，大批的人死于天花，以致人们常常将死者的房屋直接推倒当作坟墓。此外，由于病人身体太过虚弱，无法外出寻找食物，或是“走到泉边喝上一瓢水”，于是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各种来自欧洲的疾病，包括麻疹、斑疹伤寒、流感、白喉和流行性腮腺炎，再加上征服者们发动的战争，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在5000万到9000万之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世纪有这样多的人死于疾病。卡韦萨·德·巴卡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让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走到一起，和平共处，一起耕种。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想法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群通过一种方式携起手来，而不去争吵谁应该是主人，谁应该是奴隶。这是一个“合众为一”的梦想，在彼时不啻天方夜谭。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把美洲称为“新世界”，以此区别于由欧洲、非洲和亚洲组成的“旧世界”。我没有使用这些概念，因为美洲对印第安人而言显然不是什么新世界——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了上万年。然而，在欧洲人和美洲人初次接触200年之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变“新”了，变得与1492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由于征服战争、天花病毒，也由于蒲公英、香瓜、洋葱和柑橘的种子，美洲从此成为一个新世界。事实上，人的思想和蒲公英的种子是有相似之处的：一颗细小的种子可以沾在探险者的靴子上跨过大西洋，一种保存在人的头脑中的思想同样也可以。只需要几百年时间来生长和传播，一株蒲公英就可以改变美国的面貌。因此，只要给一种思想同样多的时间，万里之外的大陆也会变得彻底不同。我们将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美国带来的改变。加尔文的“神圣共同体”思想同样意义非凡——许多新教徒来到美国，正是怀着建立互助社区、增进“共同福祉”的理想。加尔文的“共同福祉”概念并非仅指金钱意义上的财富，还包括精神上的财富。信徒们比邻而居、相互支持，便是这种精神财富的源泉。大多数统治者只允许与自己的信仰相符的那个教会存在。对此有不同意见的臣民要么保持沉默，加入国家允许的教会，要么冒着被逮捕、监禁甚至送上火刑柱的危险，秘密坚持自己的信仰。在船上，“五月花”号的乘客们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他们要创建自己的政府，组成一个“公民政治团体”，“制定公正而平等的法律”以促进本殖民地的利益。航程中，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总裁约翰·温斯洛普对乘客们发表了讲话，认为他们的共同体将被上帝作为典范。他说：“我们必须相信，这个共同体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它将令所有人仰望。”只要这个殖民地遵循上帝的律法，“人们就会对之后的种植园抱以期望——愿上帝让它变得和新英格兰那些种植园一样”。正如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这些清教徒不仅矢志成功，还坚信自己将开创历史。除此之外他还宣告：政府不应介入宗教事务。如果人们不愿去教堂，当局无权强迫他们，也无权决定谁是危险的异端。他说，以某种方式强迫别人敬神，是会让“上帝闻到臭气”的做法。因此，政府行为应与教会保持距离。罗杰·威廉姆斯掌握了一条重要的真理：强制每个人相信同一种信仰，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实现“合众为一”的理想。更好的方式是“和所有愿意前来的人一同祷告”，并抱有希望。一位清教徒诗人写道：“咖啡来了。它是沉郁而有益身心的酒，能治疗胃病，亦能让才思焕发。”詹姆士一世认为抽烟这种习惯“睹之可厌，闻之欲呕，有害头脑，损坏肺脏”。几百年之后，科学证明了这位国王在最后一点上的先见之明，然而当时却有无数英国人热衷于这种来自美洲的新奇时尚，乐意出高价购买。约翰逊曾这样告诉他的一位邻居：“我了解我的土地。我想工作时就工作，想休憩时就休憩。”自由解放理念的兴起与蓄奴制度的大面积扩散居然在同一个时代发生。这个现象在美国的历史上太过重要，必须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平等”是一种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只能一砖一瓦地慢慢搭建起来，历程长达数十年。不到20年，就有15000名定居者来到了费城一带。这座新城市名字的意思是“兄弟友爱之城”。贵格派不把他们的“聚会”称为教堂仪式，聚会时也没有神父引领，只要受到“内心的光”的感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贵格派信徒经常遭到敌对者的殴打和监禁，因此他们认为战斗都是不道德的，并拒绝加入任何军队。他们相信在上帝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不穿华丽的衣裳，不对贵族和国王鞠躬，在见到绅士时也不脱帽致礼。这种念头可怕而又危险——至少当时大多数英国人会这么想。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平等？毕竟，不平等的现实明明就摆在眼前，从早到晚，须臾不曾消失。大学生们在街上遇到教员时必须脱下帽子。如果对方是院长，他们在50英尺之外就必须脱帽；如果是教授，这个距离就是40英尺；讲师则只需25英尺。在大学里，不平等的程度可以用尺子量出来。如果你是一名女子，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之处。约翰·温斯洛普深爱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然而，根据《圣经》的教诲，他认为自己是“她的主人”，而她应“臣属于他”。法律规定：如果玛格丽特想要出售什么财物，必须由约翰替她完成。她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诉讼，也不能签署合法的契约，只有她的丈夫才拥有这些权利。我们也不应忘记，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大部分奴隶并非生来为奴，而是被强迫成为奴隶的。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遥远的异国被绑架，开始了从自由人坠落为奴的旅程。上千万带着镣铐来到美洲的奴隶中，有90%被送往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只有不到4%被直接运往北美，即便如此，蓄奴仍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生活的重要内容。看吧，“平等”和“不平等”，如同两名格格不入的舞伴，踩着非出本意也无法完全理解的舞步旋转。在接下来的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关于它们的讨论永远无法结束，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变动不居，而它们的舞步也不会停止。本杰明曾对父亲建议：如果他一次对着半头牛的肉做祷告，而不是在每餐前都对一小盘牛肉这样做，富兰克林家就能省下许多时间。为什么绅士们要有各种花哨的头衔，比如“安东尼爵士”或“罗宾逊大主教”？《圣经》中的大人物可从来没有被称呼为“摩西大人”或是“亚伯拉罕阁下”，富兰克林这样评论。“不，根本没有过的事。他们只是些平凡”而正直的人。头衔这种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呢？洛克也明确反对国家教会，认为既然各种宗教都声称代表真理，那么假设政府可以决定哪一种正确未免荒谬。与其陷入让欧洲纷争数百年的宗教战争，不如宽容所有信仰他以蜘蛛为例，但不是那只轻快地在树间飘荡的蜘蛛，而是一个即将“坠入烈焰”的生灵，这样的烈焰无从抵抗。“若不悔悟并飞向基督，那就是你们将在地狱面对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信仰之火将引燃对抗蓄奴制和酒精泛滥的战争，也会掀起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而且不限于此。他们更多思考的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该如何让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其中共存？《圣经》中的预言使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已经近在眼前，他们需要在耶稣再度降临之前让印第安人皈依。谁控制了北美大陆上的大河，谁就掌握了这片大陆的钥匙。河流让旅行更加便捷，让贸易品流通更快。他的腿因痛风而残疾，不得不用毛毡裹起来以缓解疼痛。他让仆人将他抬进议会，在拐杖的帮助下爬到他的座位上，花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大声抗议这项协议，却徒劳无功。然而同历史上许多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几乎掏空了胜利者的家底。英国政府将如何偿付其欠下的累累债务？又将如何管理它刚刚获得的北美土地？那些地方的居民全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尚未习惯听从英国人的命令——尽管北美的英国殖民者们已经像潮水一样开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准备在俄亥俄谷地定居下来。“你们的武器保护了他们？是他们英勇地拿起武器，帮助你们保卫自己……相信我，记住我今天告诉你们的，那曾经驱动这些人的自由精神不会离开他们……（他们）和国王的其他子民一样忠诚，但他们更是一群渴求自由的人。”英国人可以选举他们在下议院中的代表，从而能对是否应被征税表达意见。虽然当时并非每个人都有投票的权利，但至少每个郡都有一些有产者可以投票。与此不同，北美人则无法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议会。正如帕特里克·亨利所言，“不列颠式自由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有权向人民征税的只应该是“他们选出来代表他们的人——只有这些人才知道人民可以承担何种税负”。这个关于印花、税赋和茶叶的故事讲到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次争吵变成了一场抗争，一场抗争变成了一场暴动。你们必须纳税。我们不纳税，有本事就强迫我们。拉什坦承：“我自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国王）几乎是政治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太阳之于我们这个星系。”《常识》一经出版，6个月内在北美就售出了10万册之多。这本小书令许多读者相信，北美人应该抛弃他们的君主，和英国切断一切联系。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给她丈夫约翰·亚当斯的信中曾写到，她知道代表们正在起草一部新的“法典”。“不要忘记女士们，”她坚持说，“如果女士们付出的特别关心和照料得不到回报，我们将决心燃起一场叛乱。任何不能代表我们，不能为我们发声的法律，我们都不会遵守。”她是在开玩笑，同时也在严肃、认真地表达她的感受。一些人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有两副面孔。他们一面竭力宣扬平等，一面却蓄养奴隶；一面让妻子们相信女性是生活的真正主人，一面却如约翰·亚当斯一样，向其他男性吐露他们的看法：女性因“柔弱”而不适于承担投票或是“管理国政”这样的大事。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伟人也只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后来者才能完全认识到，黑人和女性同样应该享有平等权利。诚如林肯所言，表达何种观点和将它付诸实际是两件不同的事。杰斐逊一生都为奴隶制所困扰，却从未困扰到真的给他的奴隶们自由。他曾将对自由的追求视为责任，也曾希望奴隶制逐渐消失，但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在这两点上都有所倒退。不过，尽管杰斐逊有诸多明显的不足，他毕竟将平等的理念置于《独立宣言》的中心，并因此将一场叛乱升华为革命。这场革命带来的改变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那个年代，一名将军需要有娴熟的骑术，而华盛顿在马背上向来勇敢，可以“越过最高的栅栏，也能极速奔驰”，同时“不让他的坐骑失控”。他在战斗中向来身先士卒，而不是躲在他们身后，他也从不会失去理智，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美国最初的真正统一感，所谓的“合众为一”，就来自大陆军。这些士兵中，有“60岁的老翁，有14岁的男孩，也有老老少少的黑人，大部分人都衣衫褴褛”。一名英国军官不屑地描述道：“这是一支天底下最奇形怪状的军队。”然而大陆军的战士们已经认识到，他们不比任何人逊色。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战斗，他们为自己，也为这个崭新的国家，赢得了完全的独立。什么因素导致了一个国家走向成功或是失败？政府如何才能赋予其首脑以恰好的权力，使他们既具有高效的执行力，又不至于成为独裁者？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开始认识到，主权是可以被分割的。在他们创建的这个联邦主义政体下，国家政府在某些领域拥有最高权力，而各州将在另一些领域保留最高权力。同时国家政府将其权力分为三个分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每个分支都有制约其他分支权力的办法，这是一个防止某个分支偏离正轨的保险机制。当你为了集体智慧的优势而将一群人集合起来时，不可避免地，你也将同时集合他们所有的偏见、情感、谬论、地方利益和自私的考虑。这样的集会不可能产生一个完美无瑕的结果。华盛顿在他宣誓就任10年之后去世，临死之前他仍然不能确定合众国是否能延续下去。杰斐逊就曾说过，如果有人告诉他必须加入政党才能上天堂，他宁可放弃天堂。杰斐逊就曾高兴地宣称：平等之花将开遍整个欧洲。尽管出现了暴力，但在许多个世纪的王权暴政之后，那只是实现民主的小小代价。有一次在国会会场里，一名民主共和党人被羞辱激怒，将唾沫啐在对手脸上。接着，联邦党人抓起拐杖，而民主共和党人则从壁炉里抄起火钳，两人互相追逐，在地板上扭打成一团。一届政府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结束。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想法和信仰。在分歧之中，这个国家仍能存在下去。他相信，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让公民们“避免相互伤害”，此外都不应加以干涉，“让他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福祉”。一位联邦党人坚持认为：“总要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总要有主人和仆人，也总要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当时拿破仑身陷欧洲战局，主动将法属路易斯安那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人。克拉克正在对图舍颇印第安人讲话。他的发言首先被翻译成法语，那是图桑·沙博诺的语言，沙博诺再将之翻译成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居住时学会的米纳塔里语。萨卡加维亚曾经被米纳塔里人俘虏，能听懂这种语言，而她又在更西边的地方长大，因此能将它翻译成肖肖尼语，最后由一名懂得肖肖尼语的图舍颇男孩将克拉克的话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大杂烩正是构成美国的要素之一，而从英语，到法语，到米纳塔里语，到肖肖尼语，再到图舍颇语，克拉克这段讲话的翻译过程令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大杂烩的冰山一角。随着购来的路易斯安那并入美国版图，民主的运行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让人人都能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地也没有变得更容易，一切反而变得更加艰难了。登上一条在河上来往穿梭的崭新蒸汽船时，欧洲人会惊奇地发现船上居然没有头等舱。一位欧洲绅士曾抱怨道：“富人和穷人，受过教育的和一字不识的，有教养的和粗鄙的，全都挤在船舱里，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甚至坐在彼此的腿上。”拓荒者戴维·克罗克特在他的竞选之旅中从不发表正式演说，而是对听众们坦白：“刚才我脑子里还有一丁点儿演说词，但是现在我好像找不到它在哪儿了。”听众会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对这些美国人来说，平等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天分，得到平等的教育，拥有平等的财富，甚至也不意味着他们应当在这些方面平等。最重要的是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取得成功。正如一位美国人所言：“人人都应拥有尽力让自己超越他人的自由。”人民需要的不是平等本身，而是机会的平等。民主的成功并不在于人民永远正确。任何政府都必然会犯错误。国王或是独裁者可以无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无须对任何人负责，而民主则与此不同。民主的成功在于，错误发生后，人民可以感受到这些错误，并有权力纠正它们。美国的新型民主还有一个更深的、无法如此轻易弥补的缺陷。虽然每个美国人都应当拥有通向成功的平等机会，一些人数众多的群体事实上却被这一民主系统遗漏了——女性不能投票；非洲裔美国人同样没有投票权，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至于印第安人，他们的权利和愿望更是几乎被完全无视。18世纪，自由平等理念的传播与奴隶制的扩散是同步进行的。尽管棉花繁荣为这片新土地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奴隶，四分之三的南方白人家庭却连一个奴隶也没有。种植园的钟声在凌晨3点半响起，此时离日出还有很长时间，一旦起床，晚上9点之前都没法回到宿舍。毕竟，正如一名奴隶主所言，识字的奴隶“更难管束”，“永远不会再像个奴隶”。这名奴隶主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自己手下最聪明的奴隶无视他的命令学会了阅读，然后逃到了北方，成为讨伐奴隶制的著名先锋。这名奴隶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798年，他去世前一年，华盛顿坦陈了他对共和国的最大担忧：“我可以很清楚地预见，不根除奴隶制，不用共同原则来维系巩固我们这个联邦，它就难以长存。”无疑，这些革新思想中有一部分显得不切实际，甚至显得疯狂。对这些想象进行冷嘲热讽似乎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在那个时代，更容易的事则是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同时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如此。而那些追求完美的人则大胆梦想，并因此意识到，只要他们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汗水，世界就会有所改变。正因为他们，革新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戴维·沃克是波士顿的一名自由黑人，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将自由视为一种“自然权利”，认为奴隶们应该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因为这些主人是“残忍的压迫者和谋杀者”。这样的观点在南方和北方都吓坏了许多白人，于是沃克将这本小书缝进外套的衬里，再将这些外套出售给黑人水手，从而让这些水手把书走私到禁止它出售的南方港口。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沃克本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一些人相信沃克是被他的敌人下毒害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有节制地思考、发言或是写作。不！决不！那就像让一个房子已经着火的人有节制地发出警报一样荒谬……请不要建议我在此刻的这项事业上有所节制。我的态度明确，不会模棱两可，不会找任何借口，不会后撤哪怕是一寸。人们必将听到我的呐喊！”正如上一份宣言中列出了那些促使美国人拿起武器反抗的不公行为，《情感宣言》也将男性对女性的“重复伤害”一条条列出：女性被迫遵守她们无权参与制定的法律；女性不能成为牧师或医生，也不能进入其他许多行业。病菌附着在摆摊用的毯子上，从西属新墨西哥开始北上。新式的蒸汽船沿着密苏里河[4]逆流而上，带去的不光是白人，还有天花病毒。妇女们不仅需要早起做饭、照料孩子、浆洗缝补，还要照料牲畜、维修坏掉的车轮。当男人病倒时，她们还得驱赶牛群。这是上帝的安排——一位报纸编辑如是说。“覆盖整个大陆……让我们每年成倍增长的无数人口能自由发展”乃是美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取胜背后隐藏的问题。“美国将征服墨西哥，”他预言道，“但墨西哥将毒死我们，正如吞下砒霜的人必死于砒霜。”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去了超过50万平方英里土地，然而这些新获得的领土迫使美国人面对一个大多数政客都避而不谈的问题：奴隶制和自由还能继续共存吗？“倾大洋之水也无法扑灭你点燃的这把火，只有鲜血之海才能让它熄灭。”一名佐治亚州国会众议员声言。哈丽雅特·塔布曼是这条“铁路”上最有名的列车员，她身为奴隶时曾在锯木营地里做工，对丛林深处非常熟悉。她出色的表演技巧也不止一次让她从险境脱身。有时她会带上两只鸡，在需要时放跑它们然后假装追赶，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逃奴身上移开。如果就此说林肯解放了奴隶，那就太过简单了。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于1863年1月1日生效，仅仅宣布了解放居住在邦联边界内的奴隶。批评者们指出：这意味着《宣言》只对联邦无力解放的奴隶有效，也就是说等于根本没有解放任何奴隶。不过，林肯发布宣言的消息仍然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在这份宣言发布之前，早已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解放了自己，是他们的行动迫使着林肯、联邦，甚至南方白人去决定该怎样对待奴隶制问题。麦克莱伦希望媾和并尽快结束战争，哪怕这意味着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林肯则拒绝付出这样的代价。已经有超过13万“前奴隶”在为北方作战，如果以此种条件媾和，将使他们重新沦为奴隶。林肯表示，如果达成这样的交易，“我会立刻下地狱，直到永远”。此时林肯已经说服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在联邦境内永远废除奴隶制。法案通过时，共和党人爆发出了欢呼，在看台上围观的非洲裔美国人喜极而泣。双方都诵读同样的《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甚至都祈求同一个上帝的帮助以反对另一方。似乎很奇怪，人们竟敢要求公正的上帝来帮助他们夺取他人以血汗换来的面包。然而，我们还是不要评判别人，以免别人来评判我们。双方的祈祷不可能同时如愿，而且任何一方的祈祷也从不曾全部如愿。万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意旨。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未竟的工作，去包扎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战士和他们的遗孀遗孤。让我们尽一切努力，实现并维护我们自己之间以及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太平洋一侧，有90%的工人来自中国，其中许多是刚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他们需要完成让铁轨翻越内华达山脉的艰巨任务。一名为他拍摄肖像的摄影师回忆说：“面对他那双似乎燃烧着火焰的黑眼睛，你会觉得那是正在迫近的高速火车的头灯。”而那些普通人，那无数的工人，在复杂的商业图表上仅仅附着在无数枝丫末端，作为小小叶片而存在。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年代，一双鞋的制作从头到尾都由一名鞋匠负责：从选择皮料、裁剪样式、缝纫直到粘接，一共有大概40道工序。然而随着工厂变大，一个鞋匠的工作被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每个任务由不同的人来负责，每个人都不需要接受太多培训就可以完成工作。一个旧式的鞋匠会为自己的技术感到骄傲，这些工作却不一样。谁会为将一件小事重复千遍而骄傲呢？大部分职业都不欢迎女性进入，但也有女性从事着邮政局长、教师或是秘书等职业，不顾一些男性向她们发出的警告：女性大脑思考太多可能导致精神崩溃！社会改革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丝毫不相信这种谬论，反击说：“庇护女性让她们免遭生活艰难之类的说法可笑至极，任何女性都应当有权用自己的全部能力来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幸福。”无论你是技术工还是普通工，是蓝领还是白领，都要用同一个声音说话。“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属于自己！”然而所有这一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不是所有工人的利益都一致。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城市本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它有生命，有呼吸，有呻吟，也有疲惫，人群、市场和各行各业都在这里汇聚。如果他们不喜欢失火房屋的主人，甚至会坐视它被火焰吞没。然而惠特曼已经意识到：在描述城市时，甚至在描述美国时，他无法将“黑人和白人、本地人和刚刚在码头登陆的移民”分开。正是这样的混杂使美国成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将各民族熔为一炉的民族。”芝加哥是一座轰隆作响、日夜不停的城市。即便是在长眠之中，惠特曼也会喜欢这个情景——其中有道路的絮叨，有靴底皮革发出的声音，有这座充满生机的城市永不止歇的喧哗。杰斐逊早早就定下了一个不同的基调，他认为：公民应当不受干涉，“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福祉”。这种将政府排除在经济事务之外的观念有一个法语名字：laissez-faire[5]，这是因为一位著名的法国财政部长曾向商人们询问政府能为他们做什么，而商人们回答道：“Laissez-nous faire.”（“不要管我们！”）安德鲁·杰克逊的追随者们还坚持认为：《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是指每个人都应拥有同样的机会，而不是指政府应该插手进来帮助他们变得平等。只要每个人都是从同一条起跑线开始生活的赛跑，他们就应该不受干涉地自己跑完全程。如果一个洗衣女工因为太过疲倦而放松警惕几秒钟，导致她的手被洗衣机的滚轮卷进去碾烂，似乎“一切都变得更好，因此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座右铭也无法给她带来什么安慰。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它需要的不只是运气和勇气，也不只是适者生存。在急于维护“美国人的”美国时，太多美国人忘记了这个国家的宗旨：人人生而平等，和“我们必须紧密相连”。这些进步主义者是什么人？他们并不持有同一种观点，也不是来自同一个政党，但他们都赞同政府应该为公共利益做出更多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体真的都拥有同等的机会吗？他们对此表示怀疑。假设一个是男孩，父母都很有钱，另一个是女孩，住在脏乱出租屋里，父母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这两人真的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吗？在那个年代，穷人常常因为贫穷而受到指责，一名牧师曾声称：“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是犯错误不足以造成贫穷。没有一个人的贫穷不是源于他自己的罪孽。”进步主义者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人们会受到自己生存环境的塑造，如果能改变这些环境，就能让他们有变得更好的机会。他们坚定地相信贫穷不是一种罪过，而是社会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帮助穷人，就必须改变这个社会。到了1920年，宪法第19修正案终于赋予了女性在所有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坏托拉斯必须被制止，如果某些企业出售包治一切——从秃顶到背痛——的“专利药品”，尤其是当科学证明它们的疗法根本无效，甚至含有酸或润滑油之类的有害成分时，难道政府可以无视？他期待着一个“让每个公民都尽其所能做出贡献”的共同体。普通公民有能力，也应该运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来增进公共利益。“财富应该是共同体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罗斯福坚称，“美国公民必须对他们创造的巨大商业力量进行有效的控制。”自由放任主义，即简单的“不加干涉”，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强权都希望变得更大，关于各自的势力范围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它们从来不能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想要最庞大的海军、最现代化的陆军、最巨型的大炮。化学家们从前利用科学来增进人类健康和提高作物产量，现在却发明出在战场上弥漫的致命毒气，让没有戴上防毒面具的人难逃一死。哈定曾说：“美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疗伤止痛；不是灵丹妙药，而是让一切归于正常。”数以百万计的人同时观看一个事件的场景在今天已经变得如此寻常，以致在谈到“大众文化”时我们很难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而20世纪20年代就是大众文化传播的开端。这样的工作令一名工人的妻子不堪重负，她写信恳求福特：“您的链条系统就是一根驱赶奴隶的皮鞭！我的上帝啊！福特先生，我的丈夫回到家里就躺下，晚饭也不肯吃，他完全被榨干了！这个系统是否能改进一下呢？……每天5美元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大过您的想象，但您可知道，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从1930年到1932年，超过5000家银行烟消云散。到了1931年底，乡村地区的绝望者已经开始靠吃野草维生，城里的人们则在垃圾堆里翻捡食物残渣。有的学校教师因为长期拿不到工资，饿晕在教室里。无家可归者聚集在棚户区，在帆布帐篷或是硬纸板搭的棚子里栖身。人们不再命名胡佛大道来向总统致敬，而是将那些棚户区谑称为“胡佛村”以表达讽刺。这个新政会是什么样？罗斯福并没有直接给出一套方案。和进步主义者们一样，罗斯福认为在困难时期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并且不是做慈善，而是尽其社会责任”。他采用了实验主义的路线：“选择一种方法进行尝试，如果它不奏效，就从容接受，再尝试另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试着做点儿什么。”当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宣誓就职时，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他会努力尝试，并且一定会成功。罗斯福宣告：“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虽然新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它还是让这个饱受摧残、濒临崩溃的国家恢复了活力。罗斯福在1936年获选连任，他得到了531张选举人票中的523张，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他此后又赢得了第三个和第四个任期，在所有总统中独一无二。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并非是罗斯福赢得了多少选票，也并非是他为人们带来了多少信心，而是他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观念。罗斯福曾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历来珍视政治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陪审团审判制等等权利……然而，随着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发达，随着它的工业经济不断扩张，仅仅是这些政治权利已经不足以保证我们拥有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真正的个人自由就无法存在。”有所作为是政府的责任，它应当在艰难时期保证人民的经济安全，就此而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意义至关重要。纳粹党在选举中控制了国会，随后通过了一条法案，授予希特勒制定任何他想要的法律的权力。“如果这个世界要变成一片满是废墟、仇恨和痛苦的蛮荒，我们只能更努力地保护和延续我们拥有的这片自由绿洲。”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了出其不意的偷袭。日本轰炸机炸沉了8艘美国战舰，杀死了2 400多名美军士兵，并破坏了300多架飞机。[11]罗斯福将这一天称为“将被永远铭记的耻辱日”。4天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美国宣战，美国人终于加入了这场他们一直希望回避的世界战争。希特勒认为这些死难者都是“垃圾”，是属于“亚人类种族”的低等生物。他主导的这种集体屠杀行动在后来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英国飞行员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仅仅是看到了一条毛巾，就陷入了最深的伤痛。在一次任务中，克鲁克的同伴彼得的飞机被击落。他回到宿舍时，看到同伴的毛巾还挂在窗子上。他无法不让自己想起彼得——“就在那一天我们还曾一起谈论欢笑，现在他却躺在那架被击落的‘喷火’式战斗机的驾驶舱里，在英吉利海峡的水底长眠”。美国曾决意不卷入战争，却再一次事与愿违。罗斯福在他最后一次就职演说中提醒道：“我们要活得像人，而不是像鸵鸟。”在这个飞机可以跨越大洋，而炸弹能将城市化为灰烬的时代，将脑袋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见是没有用的。孤立主义不再是美国的选项之一。世界从战火中重生了，却已经满覆劫灰，和1939年时的战前世界完全不同。突然被推上总统宝座后，杜鲁门曾感叹说“似乎月亮、星星和所有的行星”全都落在了他身上。1949年，美国科学家们报告了一个能让人们冷静下来的消息：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有放射性的降雨，证明苏联人已经秘密试爆了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美国不再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策划了几次异想天开的刺杀计划，其中包括在卡斯特罗最爱的雪茄中下毒，和在水下引爆一只大海贝（因为卡斯特罗喜欢潜水）。古巴导弹危机从开始到结束只有13天。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连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小小光点都比不上。然而正是这个光点险些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毁于一旦。站在核战争的边缘，赫鲁晓夫看到了“死亡与毁灭”，肯尼迪则看到了一个“被火焰、剧毒、混乱和灾难”毁灭的地球，因此两人都向后退让了。我们已经看到，平等和不平等之间那令人不安的张力贯穿美国历史的始终。然而金不只是要传达一个抗议的信息，他还有一套方法——使用爱和非暴力行动来达成他的目标。“只有当每一个公民都是自由的，”肯尼迪宣布，“这个国家才会真正自由。”他大声祈祷，然后听到心中一个声音响起：“马丁·路德，你要为正义站起来，为公平站起来，为真理站起来。你看，我会和你在一起，直到世界尽头都会和你在一起。”查韦斯一次又一次看到，工会试图将劳工组织起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却遭到大农场主们的阻挠。一名女性即便在外工作，也被视为“二等公民”。男性常会打击试图从事医生和律师等职业的女性，比如宣称这些职业“不适合女性”，报纸也把“需求男性”和“需求女性”的招聘广告分开刊登。与男性从事同一种职业的女性得到的报酬也比男性要低。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如果南越被共产主义者控制，其周边国家将纷纷效仿。在外交事务上，他曾长期赞同美国应该避免与共产主义中国打交道，然而他却成了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并改善了中美关系。此后不久，尼克松与苏联签订了放慢核军备竞赛的协议，他希望通过缓和与共产主义大国的关系，让中国和苏联对共产主义越南施加压力，令其与美国媾和。尼克松希望得到越南斗争的胜利，如果不能，那他至少要得到和平。福特为人诚实，但他为了让国家从水门丑闻中恢复过来，赦免了尼克松的所有罪状。民众对此有多么失望，从福特在1976年大选中输给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即可见一斑。《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出版后，她被批评者冠以“爱出风头”“伪科学家”“绝后的老处女”“疑似共产党”等等恶名，然而卡森不为这些攻击所动。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曾前往国会做证，并获得了许多荣誉。她的骨灰被朋友们洒在缅因海岸的席普斯考河里，那是她热爱的一条河流。骨灰抛洒处的标志上写道：“在此终归大海。”我们可以用生命创造历史，也可以用写作创造历史。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伟大的观念贯穿着、包围着美国历史，在其中久久回响。然而分歧并没有消失。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麦迪逊在这个问题上殚精竭虑，长久思索。他最后得出结论：一个共和国不可能避免分歧。他将这种分歧称为派别。派别的产生不仅因为人们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还因为它早已“深植在人们的天性之中”。人们在运用理性判断事物时会出错，他们的情绪会轻易波动。因为“自恋”的影响，他们无法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不同境遇让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分歧。或者，如麦迪逊所言，不可能有政府能做到让“每个公民都拥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情感和同样的利益”。当人们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或是像样的受教育机会，当大公司运用它们的实力将小企业和自由竞争挤出市场，所谓机会平等就是一句空话。美国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这个跨越大陆的联邦是一个政治性的联邦。它欢迎多元性，却并未将联邦的基础建立在所有公民想法一致之上。随着我们获得新的发现、新的真理……体制也必须改变，以跟上时代的脚步。否则我们就是在强迫一个成年男人穿上他小时候合身的衣服。”我们自由，我们平等，我们结为一体。
作者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读书》2013年第08期春节前夕友人来访，送来一套《中国近代史》，二○○一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原版翻译，出了中译本第一版，二○一二年第十二次印刷。作者徐中约。我捧着厚厚的上下两册，心中感慨万千。我第一次看到徐中约先生，是在一九八○年五月。曾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先生带我去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看望去国三十多年的昔日学生徐中约。师生见面，相拥无言。许久徐先生对老师说，在海外听说吴先生三十多年没有教书，他都难过得哭了。我第一次读到徐先生的这本英文原著，是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当时我陪丁石孙先生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徐中约先生和夫人杜乐思博士在家设宴招待。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丁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徐中约送给丁先生一本自己的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这便是现在这套《中国近代史》的英文原作，一九八三年刚刚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徐先生告诉丁校长，他虽然几十年身在海外，但是一直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国始终在自己的心里。三十年过去了。徐先生也已于二○○五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最后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十余次印刷。徐先生在八十年代时便告诉过我，这部英文著作被美国四百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由海外华人学者所著、以英文撰写、讲述自一六○○年以来中国历史通史类著作中，徐先生留下来的这部书的分量极重。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中国近代史》中文版二○○一年初首次面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郭少棠作序称：“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一九七○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这部力作“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什么是“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这个问题很难把握。精神产品聚集着人的经历、阅历、学识、修养，乃至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品位高又能打动人心的精神产品，一定不会是千人一面的，一定有自己的品格和风格。徐先生出生于二十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于一九四六年从燕京大学毕业，主要上的是成都燕京。根据他的老师吴其玉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中介绍，成都的危险其实比重庆更大，日本飞机的轰炸随时可来。重庆是山城，处处可挖防空洞；成都则是一片平原，日本轰炸机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食物稀少，庙里老鼠乱窜，困扰不堪。对于那一段个人小历史被缠入世界、国家的大历史的特别经历，杜维明先生曾有过一段沉痛的心灵独语：“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四十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徐先生曾经多次与我讲过在哈佛的那段学习生涯。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 是叙述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西方列强向亚非广大地区扩张的经典之作。徐先生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一个世界历史大视野的部分底色。记得徐先生曾很动感情地回忆说：“我那时年轻，天天在哈佛图书馆看书，兰格教授已经高龄，还是天天颤颤巍巍地到图书馆来，翻开一本本落满尘土的大地图册，用放大镜在上面仔细查找。我当时非常感动，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和他一样用功一生。”从战火的浩劫动荡到哈佛图书馆的宁静，实际上是人的生存状态从野蛮到文明。这种时候的求知欲，最为强烈。我们可以回想中国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在神州大地上如井喷般涌现的对知识追求的壮观，便可多少理解四十年代后期那一代中国学人。我认为徐先生的“文化观点”的基础，就是这样被时代、环境、人物交互影响，内心情感、思考、探索交织升华，内外反复循环，集聚凝练而成。当年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阵容强大的教授团体，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我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到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家中拜访这位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一起喝下午茶，他讲了很多，但也还是没有超出这个模式，只是比一般汉学者更多了一些对中国的理解和同情。徐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在他的笔下，强者的冲击引起弱者的反应是一种历史的表层。他指出，在做进一步的透视时，不能忽视弱者内部的历史力量。“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他将“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概括为三点。第一，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第二，“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他对第三点着力最多：“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讥讽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负担，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历史学家需要冷静和理性，历史学家也多有一腔激情，只是常常因为专业的需要深藏罢了。我对徐先生的内心深处的动力，常有好奇之心。那一定是超出常人之力。这力量驱使着他在海外几十年中，成年累月、独自孤寂地行走在极其浩瀚的历史档案、统计数字、文献材料之中。为了西方世界读者的理解方便，他甚至把中国和西方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也一一列出，终成一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巨著。徐先生在做这些工作时，经常外受变动中的中美关系的干扰，内受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煎熬。这种境况，需要有内心强大的定力。究竟他的内心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我以为，这还是一种深藏于心的“文化观点”。我在一九八○年春天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徐先生时，与这位长我二十多岁的学者有过一次深谈。他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想。一是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思想，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行的。“identity”一词，后来多被翻译为“身份”、“个性”、“特性”。在全球多元文明激荡交融的过程中, 这个被徐先生称之为“国格”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就在二○○五年徐先生去世之前，他的哈佛校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都提出了“我们是谁？”这个美国式的自我拷问。如借用徐先生的话，那就是在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的眼里，美国人的“国格”都出了问题，这可是经济全球化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道新人文景观。从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到我后来去加州伯克利大学两年访学期间，我和徐先生以及他的夫人杜乐思博士有过多次面谈，或是我去地处南加州的圣-芭芭拉分校徐先生家中，或是他与夫人到旧金山湾区来开会时相聚。我几乎无数次地听他击案，或轻语，或长啸：“中国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一遍又一遍出现，如同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古今中外，尽在其中。《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主要为西方读者写的教科书，它是通史而不是专题研究。不过我认为，在努力尽史家之责，通篇布局力求完整时，这部书还是有它的重点。这部中国近代史，在中外关系史上的着力描述中，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作者似乎对在晚清的危局中苦心支撑，尤其是外交局面中惨淡经营的一批代表人物，有着一种“士人”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尚不在描述他们内心如何坚守中国传统之道，而是强调他们面对的世局之难。在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中，作者开始就点出：“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的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对西方这“物质的一代”的张力和历史冲击力，徐中约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是他力图不断跟踪观察的重点。一九八五年我离开伯克利大学回到北京大学前夕，徐先生得知我要在北大开设“近代国际关系史”课程，就把自己从哈佛大学求学时开始珍藏的八本有关欧洲近代史的经典送给了我。他在每本书上都留下赠言和签名，说“欧洲外交史各书可作你将来开课之用，使我感觉间接在北大教书，亦甚高兴”。但是唯有兰格主编的欧洲通史中，由卡尔顿·海斯教授撰写的《物质的一代，一八七一——一九○○》（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一书，他却没有舍得把原版送我。记得他当时说，其他几本书，他已经读得烂熟于心，唯独这一本，写得非常精彩，总觉得还需要再读。他自己动手，给我复印了一本。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随着在这种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的过程中各种新问题的出现，我深感徐先生当年有一种历史的大觉悟，即对西方“物质的一代”之本质与在不同阶段表现之特点，需要不断认识和深入研究。“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首先就是外部世界之巨变。郭少棠序中点明：“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这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的诠释，多少操控在西方领域之内。所谓汉学研究的缘起，实际也脱离不了西力东渐的大潮流。”讲中国近代史，必须说透中外关系史这一层。在“物质的一代”时代大背景下，中外关系最为危急的，是十九世纪后期陆续发生的中国周边边疆震荡。中华帝国上千年经营的朝贡体系分崩瓦解，西方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发展并逐步完善的国际关系体系随着坚船利炮呼啸而来。有了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当略则略，需详则详。如他介绍美国公使蒲安臣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向清廷总理衙门推荐丁韪良翻译的《万国法》时，专门写了一段插曲。普鲁士公使于一八六四年乘战舰抵达中国大沽口，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交战。总理衙门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中国的“内水”，普鲁士公使不得不释放商船，并支付一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徐中约评说：“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他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迫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不过，用刚学到的一点国际法知识解决一个发生在大沽口涉外事件的局部例子，并不足以说明晚清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险和内部环境之恶。在详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伊犁危机并一八八一年曾纪泽代表清廷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之后，徐中约做出了两个力透纸背的史家判断。一是新疆的地位。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中国强盛时候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一八八四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另一个判断是，虽然在第一线与沙俄政府进行艰苦外交谈判，反复折冲，最后收回伊犁的曾纪泽警告国人不要自满、盲目乐观和傲慢，“但是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却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胜利导致了国内清流党的兴起。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补偿这种对世事的无知。空谈误国。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是“文化观点”升华之后的又一境界。要对付“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的挑战，必须要有这个大格局。二○○一年一月，《中国近代史》中文版面世之时，徐中约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面向太平洋的家中写下了以下文字：“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资讯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而在英文版第六版的序言中，他收笔之言是：“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写于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徐中约（Immanuel Chung-Yueh Hsü）1923-2005『中國近代史（上下冊）』（徐中约妻子）Dolores Hsü（1930-2019） and her son, Vadim Hsü